1992年,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左一)和南巡的邓小平会面。 资料图片
“白菜三毛”，告到中央
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
广州改革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
大家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它价格。所谓价格放开就是要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农副产品价格，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广州虽没有把它放在价值规律这个高层面上来认识，但是实际的操作是按价值规律来办的。
我带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些人到芳村做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后来，市委在这方面特别是生产自主权方面让农民放开经营。主要是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
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值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1-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到放开猪肉价格时，政府采用补贴方式，把市民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补回一些。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加上天气影响，菜价上涨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响强烈。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市民也得到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这办法在广州是最早的，广州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为什么说广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987年5月30日至6月3日，国务院在广州流花宾馆召开全国十大城市蔬菜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局以及全国十大城市的代表。我在会上代表广州市政府作了广州市蔬菜产销改革汇报发言。当谈到放开蔬菜价格时，李鹏说，这个方法在广州看来是成功的，但要在全国推广很难。我在汇报发言中提出不是所有品种都放开，先是塘鱼价格放开，接着放开部分蔬菜价格。各地代表对此反应热烈，认为广州的经验值得借鉴。
广东率先放开粮价
1992年，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放开粮价，之后连续三年，广东粮食产量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我在佛山见了（国务委员）陈俊生，他对我说，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后来我到了省里工作，推行的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针对粮食的购销体制改革。1992年，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放开粮价，之后连续三年，广东粮食产量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说广东不种粮啦，弄得省政府压力很大。由国务委员带队的调查组来广东调查，还是比较客观看待了广东的粮食问题。我在佛山见了（国务委员）陈俊生，他对我说，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我也曾先后当面给李鹏、江泽民汇报，认为广东要提高粮食自给率，广东城乡人民基本口粮自给是可以解决的，但广东土地少，饲料粮（大豆、玉米）、食品工业粮、外来人口粮是不能解决的，要广东负担这些是办不到的。
其实，粮价放开前，我到国务院向邹家华汇报，国家物价局起初是不赞成粮价放开的。后来听取周边几个省的意见，几个省都同意广东放开，原本湖南因粮食流向广东，本省粮价抬高，曾采取堵卡措施，防止粮食流向广东，这时也同意广东放开粮价。
放开之初，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农民拥有更多的种植自主权，觉得种粮收入较少，有一些农田并不适合种粮，就减少种粮面积；原先追求高产量是为了交公粮，粮食质量不高，而种植优质稻，产量会相应下降。我们就提出要建立“米袋子”工程，实行省长负责制，规定每年的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5000万亩（复种面积），总产不少于350亿斤。
到1995年广东粮食产量上升，达到350亿斤，解决了“米袋子”问题。后来国家实行三项政策，广东也只好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成功，等于是走了回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