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 口述史第16期
广州放开菜价震动中南海
自喻为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20年两棒接力赛赛手,老省长朱森林回忆当年那些被“逼上梁山”的改革
■口述人简历
朱森林，1930年10月生，上海川沙人。1948年参加工作。1981年到1991年，历任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1991年到2001年，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前后两个10年，分别经历了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的20年。1992年，我到省里任省长的第二年，有幸见证了小平南巡。当时深圳我去不了，就在珠海等小平过来。小平到珠海讲了很多高屋建瓴的谈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说“我们要加快发展，我们已经落后了两百年，我们不能再等了”。所以后来就提出了追赶“四小龙”的目标。
前后20年，从广州市长到广东省长，朱森林经历了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的20年。他将改革开放比喻成了一场接力长跑，而他，一个改革开放的亲身实践者，在这场接力赛中，是一个接过中间两棒的运动员，一棒在广州，另一棒在广东。
如今回忆起这接力的两棒，老省长记忆深刻，思路非常清晰。他显然为这一次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厚厚一叠资料和笔记帮助他记起了不少尘封已久的历史。他甚至清楚地记得是一张兑不了的鱼票，激起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推行城市价格改革的决心，广州在这场改革中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放开蔬菜、塘鱼、水果和猪肉的价格。
当年物资的极度贫乏，让这场改革有一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朱森林坦言，当时没什么价值规律的概念，但“歪打正着”。
我向来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比喻成一场长期的接力赛跑。在这条道路上，改革开放是引路的，扮演着一个领跑的角色。
当然了，这个在长跑中，有开始起跑的，有中间一棒一棒接力的。我就是在中间负责接力跑的，最早的几棒是我们一些老前辈，像习仲勋、杨尚昆，后来是任仲夷，林若，梁灵光，叶选平。那么谢非和我应该是中间接力的这一棒。所以我接过两次棒，一次在广州，1981年到1991年，我从市委常委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还有一次在广东，1991年到2001年，从省委副书记、省长到省人大主任，前后也是10年。
改革前广州有“三个不”
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物资匮乏，“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这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在供应问题上做文章
前10年，我跑过的是广州的改革开放。这一段的中央背景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针对广东福建的中央五十号文，就是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面又有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一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
我记得1987年的十三大，那一次很有意义的是安排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选了沈阳、武汉、重庆、广州四个城市的书记或者市长去回答记者提问，这恐怕是国内最早的记者招待会了。我代表广州被邀请去了，主要是回答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关注。
当时广州的改革主要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流通体制改革，从价格体制上解决流通僵化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物资匮乏，那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广州“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
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是指电力供应很紧张，通常是开三停四，当时媒体出过一个漫画，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了烤鸡。讽刺经常停电了，冰箱不冰了，居然拿出了个烤鸡了。说电话不灵主要是指打电话还不如骑车快，道路呢也是坑坑洼洼的。
这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在供应问题上做文章。主要考虑到是不是价格控制过死影响了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计划种植、计划收购、计划定价，流通体制僵化，样样要凭证，粮票、鱼票、肉票、布票……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的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
我在当时从化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时，对此也深有体会。广州当时要求过年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
蔬菜也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多少上市，完不成任务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当时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一条空心菜被人称为“无缝钢管”，只有1/3能吃，还有1/3当垃圾，1/3喂牲口，所以“可食率”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