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叶剑英
刚刚诀别伯承，剑英又与世长辞了。噩耗相继传来，令我不禁失声。正当举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半月之内，中国人民失去了长征中两位杰出的英雄，我失去了两位亲密战友，痛心万分！
剑英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多次作出了独特的光辉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杰出人物。这是受之无愧的。
剑英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主义革命。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图谋危害孙中山。剑英当时是陈炯明部下的一名营长，却毅然率部护卫孙中山，登上宝璧舰，与叛军作战。可见，剑英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热血男儿，见义勇为。
北伐战争中，剑英任师长，随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北伐军向江西进军。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任意屠杀工人，极为愤慨，立即弃职出走，跑到武汉公开声明反蒋。蒋介石本来很器重剑英，听到消息，开始还不肯相信。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剑英再次通电，蒋介石才恍然大悟。这说明剑英对大是大非是多么分明！
南昌起义前，汪精卫等正在筹划一个阴谋，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同志。剑英在庐山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知了叶、贺，才使他们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南昌起义后，剑英又说服张发奎，将武汉军校赶赴南昌拟参加起义的部分学生编成教导团，使一批共产党员得以保护下来。教导团在剑英的率领下，后来在广州起义中成了起义军的主力。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与剑英都到了香港。剑英是南昌起义前的党员，但是他的组织关系还在教导团，而教导团这时正转战东江，一时无法证明。我与恽代英同志找到剑英，问明了情况，报经广东省委批准，接上了他的组织关系。从此，我与剑英经常接触，战友情谊愈加深厚。我听剑英讲了他上面的几段经历，深感他革命意志坚定，深明大义。他那种勇于为真理斗争的精神，实在令人钦敬。
在香港，剑英买了一部太平天国野史，推荐给我看。我们一边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一边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越谈越投机，有时竟废寝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剑英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
1930年剑英从苏联学成归国，我们在上海再度相聚，以后又相继转战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共同经历的严酷考验，更加深了我们的战斗友谊。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
抗日战争后期，在延安的窑洞中，我们同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后就各自东西，奔赴不同的战场。1946年，剑英陪同军事调处执行部成员到张家口。他向我叙述了在军事调处活动中与国民党当局复杂曲折的斗争。
建国以后，我们会面，总要回忆往事，展望未来，常有时光恨短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