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字的确反映了所有代表的心思。也就是在“国大会议”的同一个月，毛泽东已经对外宣布，国民党军队只在华中的两个地区保持主动权，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动挨打。毛泽东并说，“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黄肖耆还记得当年自己进入国民大会堂参观的情景，数以千计(3400多张)的座席背后设有3个按钮表决器，用地下电缆直连到主席台两侧的显示器上，“我们开了个大眼界，好似进了万花筒一般，连说好玩有趣！”
就是用这个表决器，一共有2430名代表(出席代表2734人)毫无悬念地将票投给了蒋介石，国民大会堂选举出了它完工以来的第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沧桑
1949年5月1日，国民大会堂又一次召开会议。但这次会议的主角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代表以及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党员在此举行了会师大典。此次会议用了约五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就在这次会议之前，大会堂门口上方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书的“国民大会堂”几个字，被改为“人民大会堂”。简单的一字之变，却包含着历史的沧桑。
杨尔雄1953年进入大会堂工作，直到2003年退休。在这个“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有资格能进入”的地方，他和大会堂一样经历过共和国的风风雨雨。
在这个会堂兼剧场的地方，1954年南京军区驻宁校尉军官们曾在这里举行授衔仪式，赵燕侠曾主演过《大明英烈》，英国蓝伯特芭蕾舞团艺术家表演过《睡美人》，梅兰芳曾率团公演过《贵妃醉酒》……
给杨尔雄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毛泽东每次来南京在大会堂开会的场景。每次开会，“里面气氛热得鸡蛋都能捂熟”，“三反五反”时，一到点名，被叫到的人“腿颤抖啊，站也站不稳。”而会议一结束，“许多人都冲上去抢毛主席用过的杯子、勺子以及筷子。”
文革时，大会堂里几卡车的历史资料，都被拉走，“《国大实录》都化为了纸浆。”大会堂里本有几幅蒋介石的戎装画像，以及蒋和宋美龄的合影，因为怕出问题，但又不敢完全销毁，怕被说是毁坏文物，杨尔雄只能想了个折中的方法，“把蒋介石的头割了，把夫妻俩的合影从中间划开。”
1987年，台湾作家白先勇回大陆参观，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曾亲身经历过1948年“国大会议”的喧嚣场景。当他再次走进这里时，感慨万千，“大会堂中一片静悄，三千个座位都空在那里，一瞬间，历史竟走了天旋地转的三十九年。”(原标题：南京国民大会堂——夭折的宪政梦，作者：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