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京临时政府开始修建国会。参议院是利用原法律学堂的旧有建筑，而众议院则仍聘请罗克格设计修建。1913年，“青砖建造，平面为方形，高三层，楼上314个座位，楼下674个座位”的国会议场建成。
但还没等这个国会议场召开它的第一次会议，就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杀事件。于是民初的议会政治又演变成一场战争。虽然在随后的日子里，在这里选举了出总统，在这里制定出了宪法，但这个建筑从来就没能树立起自己的应该有的威严，称帝、复辟、贿选……一幕幕闹剧让国人逐渐对议会政治丧失信心。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描述这个会场带有的悲剧性色彩：“随着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
中西合璧
国民会场的失败，被归结为议会这种代议制政治的失败。于是改造议会制，由民众直接行使民权，成为各方政治人物倡导的新理念。
1924年，孙中山在他的《建国大纲》中提出，设立国民大会来改造代议制的政治架构，在这个构架中，国民大会由各县选出一个代表组成，它是民众在中央一级代行直接民权的机关，“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于是，这种融合中西，杂糅“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构想被国民党会议通过后，成为整个党派的意志。
尽管孙中山试图用国民大会的形式来加强民权，但他依然相信中国民众并没真正的自治能力。于是他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来完成自己的构想，而这也成为1928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一再拖延宪政的借口。
就是在“训政”的口号下，国民党的党权替代了孙中山极力伸张的民权，“蒋介石元帅上周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投票——而是由南京的国民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31年6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新元首”的报道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国家政权运作的所有奥秘。
美国一位外交官更是在1934年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我没有来南京)我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到了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