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谒陵（资料图）
清末民初三十年，是1840年至今一百七十年间最具复杂性的一段历史，其他时间段的历史，观者容易各自站队，捉对儿厮杀，这段历史却很难站队，而且一不小心就会站错，站在自己反对的一方却没有觉察。张灏先生把1895年至1925年的大约三十年时间（他也有1895年至1920年初大约二十五年的说法），称为思想文化的转型时代（《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思想文化常是政治的先声，如果从政治的维度来看，1898年至1928年是近代以来最为剧烈的政治转型时代。仅仅三十年时间，就历经了从帝国到民国再到党国的三个阶段，还穿插着一段疑似军国时期。
梳理清末民初三十年的历史，殊非易事，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民初共和、联省自治、以俄为师，每段历史都有无数文章可做，也有无数纠纷。所以，1928年7月，章太炎曾表示：“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拏，未尝有信史……”（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不要说三十年，仅是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事件到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或至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么一百天左右的历史就充满各种疑问。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种为各方共享的标准叙述，即革命党推翻满清政府，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不仅传统的教材这样说，已经更新了知识结构和研究范式的学者也会沿袭这种观点。在宪法研究上很有造诣的张千帆先生，在《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中谈到满清政府，是“色厉内荏”、“丑恶狰狞”，谈到袁世凯，是“见风使舵”、“老奸巨猾”，认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开了武人干政的先河”。这些褒贬过于鲜明的描述，与书中涉及宪法理论的冷静分析形成鲜明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