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马勇先生在《晚清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里讲到同样一段历史，认为其中“不仅有孙中山的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也有袁世凯的勇于担当、郑重承诺，更有大清王朝满洲贵族集团执政团队特别是隆裕太后的深明大义，断然决定”。两位学者可能政治观点并无冲突，但对同一段历史的评价却是截然不同。
可以说，至今为止，在公众层面甚至在历史学科以外的专业读者层面，“清末民初无信史”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尽管辛亥百年前后的众多历史读物试图校正这种现象，不过是杯水车薪，其中范福潮先生的《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就是被忽略的一本。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或许没有太多新鲜史料和新鲜观点，讲述的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已是“常识”。这本书有很多缺点，尤其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问题重重，引文时常没有出处，有时把“转引”改成“直接引用”，却没有核对原文。比如《孙中山回国》一文频频引用《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仅在三处文字后注明出处，有的不注明出处，有的改成直接引用，第153页孙中山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注明出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80至581页，隐藏了从《孙中山年谱长编》转引的事实，如果查对《孙中山全集》，就会发现这段谈话出自第580页。
《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没有沿用南北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呈现了南方内部的各种分歧，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湖北和江浙的分歧、孙中山和宋教仁的分歧……通过这种分歧，可以看出民初共和的程序问题，避免把袁世凯或者“国民性”当做“替罪羊”，也避免道德评判，比如称袁世凯“见风使舵”或“勇于担当”。沿着书中呈现的草蛇灰线理解那段历史，虽不中亦不远矣。
革命党总是被等同于同盟会，但在同盟会之外还有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在同盟会内部也有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同盟会本部之分。仅以同盟会与光复会为例，两者有人员交叉，都主张武力推翻清廷，却存在严重的对立。后来的国民党，几乎把武装反清的功绩都归功于自己，很有“窃取革命果实”之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回顾同盟会成立不久，三民主义“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举例为证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徐锡麟。但徐锡麟未曾加入同盟会，只是光复会成员，他在被审讯时，曾被问及是否受到孙文教令，徐锡麟的回答是孙中山何许人也，怎么能给他发号指令（《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7页）。
范福潮对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关系做了简要的梳理，不仅指出孙中山和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恩怨，还指出在辛亥时期的上海，同盟会的陈其美如何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对抗，分别成立沪军都督府和吴淞军政分府；在浙江，光复会的陶成章试图担任浙江都督，后被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同时提及在广东，光复会的许雪湫被同盟会的胡汉民缴械，随后死于非命，但此段描述比较简略，一笔带过。不过，书中讲到章太炎因为未获满意职位，于1912年2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扬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不确，中华民国联合会在1912年1月成立，“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在1911年年底即已出现。当时章太炎致电武昌谭人凤，称：“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孙中山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89页）。
从武昌首义到南京建国，南方的权力重心发生更迭，这种更迭常被忽略，仿佛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当年湖北和江浙之间围绕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有过反复拉锯：先是湖北邀请各省代表到武汉，接着是江浙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随后江苏都督府代表和浙江都督府代表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再次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决定只要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可开议。这也就意味着，江浙制定了一个自我合法化的规则。
在书中，范福潮讲述了临时大总统之前的大元帅之争。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首次会议。后在湖北的抗议下，联合会迁至武汉，每省留一名代表在上海负责通讯联络。12月3日，联合会在汉口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12月4日，留沪代表却另行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举在多个方面违反程序：一是留沪代表没有选举大元帅之权，二是有些投票者并非联合会留沪代表。湖北最初要求江浙取消大元帅。由于湖北和江浙战事发生一逆一正的变化，湖北方面汉阳失守，江浙方面光复南京，联合会随后又迁至南京，考虑到南北正在议和，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随后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大元帅。
关于南北议和，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谈判众所周知。但是范福潮提醒读者，南北之间有多个沟通渠道：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廷干以私人代表身份和黎元洪建立联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等在北洋军和湖北民军之间斡旋；段祺瑞派廖宇春、夏清诒和黄兴委派的顾忠琛进行谈判；此外，袁克定也派朱芾煌与上海方面联络。在南北议和中，唐绍仪是去武汉还是去上海，也经过一番拉锯，唐绍仪先是赶到武汉，后来又转往上海。南方代表伍廷芳的话语权非常有限，实际具有决定权的是汪精卫等，便于孙中山直接控制。南北议和中还有一个灵魂人物，上海惜阴堂的赵凤昌，此人与各方均有交往，孙中山回国后第二天就去了惜阴堂。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十卷本《赵凤昌藏札》，或许奇货可居，定价七千两百元。
书中用了四页篇幅讲述刘承恩、蔡廷干和湖北方面的对话，颇值得回味。蔡廷干自陈在美留学期间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旧制度与大革命》，亲身感受过多次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倾心民主制度，但又认为中国需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再过渡到共和制，理由是“政治制度根植于环境、习俗、民情和人性”。最近大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进入中国的时间很晚，1992年才出版第一个中文译本。看到蔡廷干在一百多年前谈及此书，不免有些意外。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交代这段对话的出处，查找距离这段文字最近的注释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相关页码，也没有找到。
12月29日，南北和议决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意味着，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留待国民会议决定，虽然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从程序上说尚处于未定状态，但就在同一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既违背了联合会此前达成的“缓举临时大总统”共识，又违背了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南北和议，在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里表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这与其说是就职誓词，不如说是辞职誓词，保证民主共和之后，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