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生的“罪状”，除了最后的称帝，还有善后大借款和“二十一条”，这两条罪状几乎都是国民党污名化袁世凯的成果。关于“二十一条”，唐启华先生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这是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袁世凯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尽力捍卫了国家利益，最后签署的条约应该称作《中日民四条约》。用袁世凯没有签署的条文批评袁世凯，可谓“欲加之罪”。
至于善后大借款，曾在提交议会中引发激烈争论。与善后大借款相比，“汉冶萍借款”的程序问题触目惊心。“汉冶萍借款”常被归咎于盛宣怀，但在范福潮笔下（书中“陈萌明”似应为陈荫明），盛宣怀更像是“替罪羊”：孙中山、黄兴与日本达成合办汉冶萍以向日本贷款的协议，不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以盛宣怀在国内的私产为挟制，要求盛宣怀向日本贷款；盛宣怀向日方提出抵押汉冶萍以换得贷款，对方不如所料地表示只接受合办；孙中山、黄兴又根据日本方面要求，施压盛宣怀接受合办，同时“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中日合办汉冶萍被媒体披露之后，引发批评，孙中山将责任推给黄兴和盛宣怀，盛宣怀从“白手套”变成了“幕后黑手”。后来“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提出的中日合办汉冶萍，渊源自此，只是袁世凯没有照单全收。
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是对民初共和的常见批评，张千帆把“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的权力斗争”称为“人与法的较量”，似乎袁世凯代表人治，国民党代表法治。但是范福潮认为《临时约法》自身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成为“南北决裂、遗害民国的利器”。首先，《临时约法》的制定违反了《组织大纲》，没有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而是由参议院来制定。其次，《临时约法》主要是为了限制袁世凯权力而制定——最初宋教仁倾向于内阁制，而孙中山赞同总统制，希望集权于自己；等到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又主张内阁制，严格限制总统权力。
民国定都南京，还是定都北京？张千帆在《宪法学导论》里沿袭既有之见，称“袁世凯老奸巨猾，终不肯离开其大本营，革命党遂不得不同意其在北京宣誓就职”。但是，根据当事人吴玉章的回忆，南京参议院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知道后非常生气，黄兴限定时间要求更改决议，否则“就派兵来”，后来“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决议才更改过来（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120页。《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同样引述此段，但称“孙中山当即咨文参议院，要求复议”，与吴玉章所述不符。吴玉章称，次日秘书处拟好复议咨文，由于孙中山已动身祭明孝陵，无法盖印，吴玉章请求黄兴延缓时间，黄兴称必须十二点之前改正决议，否则派兵，后来吴玉章找到胡汉民，打开抽屉取出总统图章）。
吴玉章称：“孙中山先生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两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办法：一个是颁布约法，想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一个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凯调离北京这个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第119页）吴玉章的立场完全站在孙中山的一边，但从他叙述的史实来看，这两个“非常高明的办法”恰恰给民初共和埋下两颗地雷：一颗地雷是“以人立法”，宪法需要限制政府权力，但不是限制某一个人的权利，“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一颗地雷是“武人干政”，立法机构已经是革命党占据多数，仍然武力干涉立法机构，这是军政不是宪政。
当年孙中山和杨衢云争夺兴中会会长时，孙中山一系的郑士良声称要把杨衢云杀了。对此黄宇和这样评论：“他们要推翻满清，但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则仍是非常陈旧的。试想，按现代民主程序，所有公民都有权公开竞选，哪有某候选人的支持者竟要手刃竞选对手那样骇人听闻的事！”（《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619-620页）在《宪法学导论》里，张千帆称“袁世凯又指使其党羽组成了公民党”，“袁氏御用的公民党”，用“党羽”、“御用”形容多党制下的其中一党，说明作者已经有了先入之见。或许，需要听听范福潮的看法：“《临时约法》成了总统与内阁、政府与议会、中央与地方、军事与民政诸多冲突的根源，最终导致孙袁决裂、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南北和议能够以湖北的《鄂州约法》和北方的《十九信条》为基础，那将是多么美好的历史，但“美好”往往是与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无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