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很难用众望所归解释，那不过是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国民党的自我描述。革命党具有浓厚的会党意识，习惯于“打江山、坐江山”。早在1895年那场未遂的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就和杨衢云因为谁担任兴中会会长即未来的合众政府大总统而产生冲突。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陈少白，回忆此事时强调孙中山的“高风亮节”，称他不愿争权夺利，虽然当选会长，还是让给了杨衢云。但黄宇和先生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三联书店，2012年）里认为这是虚构故事，同时指出：“在民主法治社会，当选人如果不愿意干下去，只能辞职，让选民另选贤能而绝对不能把位置私相授受。”孙中山让位杨衢云的说法，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说法如出一辙。虽然广州起义在辛亥革命之前，但是陈少白的这段回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一统江山之际产生，似乎受到国民党的辛亥叙事的影响。
武昌事件之后，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在海外奔走了两个多月，主要是为了筹款，但一无所获。他抵达上海时，称自己没带分文钱，只带回了革命精神。这句话虽然掷地有声，但革命同志并不缺乏革命精神，缺少的是革命经费。孙中山又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叙述，在抵达新加坡时就向记者表示：“欧洲银行团允诺，如获得独立十四省一致推举为大总统，即可贷款协助中国建设。”（《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90页，《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引用时未注明出处）在给龙济光的信中，他也这样表示：“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则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0页）
按照孙中山的逻辑，解决南方的财政和外交问题，一定要组织中央政府，组织中央政府，非他不可。亟需经费的南方，不顾程序地把孙中山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如同章太炎所说：“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根据联合会江西代表王有兰的回忆，孙中山与联合会代表会晤，联合会拟推孙中山担任大元帅，孙中山要当大总统（代表表示需加“临时”两字），并准备在五天后就职，于是联合会在第二天投票，第三天公布结果（《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00-603页）。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财政没有像他此前所说“迎刃而解”，依然是巨大的问题。他曾向邓泽如等致电，表示“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托他们“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6页）。可见，成立政府非但无法缓解财政问题，还会增加支出，政府本身需要行政开支。“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也很艰难，此前同盟会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筹集革命经费，几近于竭泽而渔。范福潮甚至认为，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四十三天（“四十三天”之说以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为限，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4月1日，此前袁世凯已于3月10日就任临时大总统），政绩“乏善可陈，唯一可以大书一笔的，便是‘汉冶萍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