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赫鲁晓夫乘飞机抵达北京，毛泽东态度冷淡，在随后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说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从来就没有想过象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但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一开始就不怀好意，非但没有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反而进一步把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同赫鲁晓夫的建议联系起来，旁敲侧击的警告赫鲁晓夫：“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哪？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
对毛泽东的态度，赫鲁晓夫感到非常费解，他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由此，赫鲁晓夫也对毛泽东如此固执已见和不容解释感到愤怒，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正常打交道的人，加之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使他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这次经历又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促使他寻机报复。
1959年6月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技术授助，这一决定对中国来说非常突然，但赫鲁晓夫是思虑已久的。一则他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接受苏联的解释，与其再度前往北京受辱，莫如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根本不做任何解释地解决这一问题。正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所谈到的：“用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 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人的行动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了。”二则赫鲁晓夫对在北京的遭遇怀恨在心，想报复毛泽东。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象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赫鲁晓夫性格中易冲动、感情用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弱点促使其匆忙做出了这一决定，而这个决定不仅再次激怒了毛泽东，也激怒了整个中国。
1959年9月，为实现美苏和解，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此后，他对中国更加不满，认为中国是影响美苏缓和的绊脚石。而美苏关系的表面缓和和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不仅个人品质有问题，而是把修正主义路线付诸实际行动的开始，自己和赫鲁晓夫的矛盾已全面上升为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访美结束后赫鲁晓夫怀着愉快的心情访问中国，希望能用事实说服毛泽东，但等待他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尽管辩论主要是由中国其它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进行的，但这本身就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葛罗米柯在回忆1959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时曾经谈到：“我在北京亲眼看见，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十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陈毅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
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爆发的激烈争吵及其在中国所受到的怠慢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人的恶感，结果，赫鲁晓夫未能达到说服毛泽东的目的，毛泽东也没有对赫鲁晓夫作出让步。“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
在中苏两党分歧日深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有失检点、信口开河等许多不当言行加剧了他与毛泽东的冲突，他含沙射影地指责毛泽东“象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讽刺毛泽东是“破套鞋”，是“从鼻孔里挖出理论的菩萨”。对于以上言行，性格中带有“猴气”的毛泽东进行了回应。他说：“赫鲁晓夫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
就赫鲁晓夫恶语伤人所产生的恶劣印象与影响，一位西方学者判定：“这种人身攻击（后来中国方面也参加了）在激化冲突方面至少与那些客观因素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 这也使他从骨子里看轻赫鲁晓夫。正因如此，毛泽东总是想帮助赫鲁晓夫改正错误、校正路线，结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改正自己的错误”所抱希望越大，对赫鲁晓夫就越感到失望，而失望越大，对赫鲁晓夫的敌意与鄙视心理就越重，最终是彻底绝望。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私人友谊结束了，中苏两党两国的蜜月关系随之也宣告终结。
总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困难，起之微寒的赫鲁晓夫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对外界反应敏感、喜好虚荣、性情急躁、仓促行事、急于求成和易于激动，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通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最后总是证明真理在自己一边，造成了其在建国后过于自信、缺乏容人之量、难以听取别人的意见和解释等个性弱点，加之毛泽东也是一个在性格上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在处理中苏关系过程中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判断而非客观分析，使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结果加深了了双方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乃至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最终使中苏关系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