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资料图）
二、在对待斯大林态度问题上的碰撞
在一系列影响中苏关系的事件中，都带有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性冲突的痕迹。首先，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上毛泽东存在着对赫鲁晓夫的理解 误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缺乏其码的道德，是一个为了爬上权力的峰巅而趋炎附势、攀高附贵的人，展现了一幅谦卑猥琐的丑态，而一旦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马上又换上了一幅狂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嘴脸。
事实上，赫鲁晓夫早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改变了对斯大林的认识，在亲身经历中他意识到斯大林的战略安排常常缺乏理性，导致了成百上千名士兵白白送死；在斯大林晚年苏联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赫鲁晓夫进一步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他认为：“不但有必要揭露罪行，而且有必要使犯有那些罪行的真正罪犯受到应有的谴责。”
尽管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做的批判斯大林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显得过于突然、过于轻率，内容也欠成熟，但报告产生的特殊背景是毛泽东等其他国家领导人难以理解的。一方面毛泽东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很难理解斯大林时期那种“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的情景，客观经历上的不同自然会造成主观认识上的不同，因此毛泽东无法理解赫鲁晓夫和苏共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的对待斯大林，结果只能从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上去寻求答案,致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动机和品质产生了怀疑和反感。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行为有悖于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中国的传统道德看来，赫鲁晓夫是由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也一直是歌颂支持斯大林的，“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经历认为即使斯大林有严重错误，赫鲁晓夫也应该像自己和“左”倾分子做斗争那样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就站出来，不应该等斯大林死了才来批判一个死人。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普遍认为，“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种政治变脸术极为不满，对于背后议论人特别厌恶，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种看法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识，正如在《二评》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作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小人，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由此认为赫鲁晓夫的提议都是怀有恶意、动机不良，这种主观判断造成了毛泽东在后来处理两国关系时毫不妥协的态度，对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