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对决
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同性格的碰撞更趋明显。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方针及重大理论和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懈,绝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吾人只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间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建国后他也曾多次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在莫斯科会议上,当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存在问题时,便毫不退让,坚持要对他进行修正,尽管后来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对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原则上同意了双方的妥协方案,但同时要以备忘录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立场,对此,赫鲁晓夫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人对他是先支持而后反悔。赫鲁晓夫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挑战意识,他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因此坚持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因此,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以浪漫主义风格作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他说:“极而言之,死了一半,还有一半,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一定还要多。”这原本只是表示对出现最坏情况也不害怕的一种决心,但缺乏浪漫主义的赫鲁晓夫却无法正确理解其中的含义,误认为毛泽东喜欢战争,不会为避免战争而努力,
而对于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的苏联,特别害怕核战争,因此赫鲁晓夫对刚刚签署的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议甚感担忧,从而为1958年中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1959年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在国庆宴会上毛泽东面无表情,一脸凝重。
四、赫鲁晓夫访华时期的激烈冲突
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多事之秋,而1958和 1959年赫鲁晓夫的两次匆匆访华也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最激烈和最直接碰撞的时期。首先是1958年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航队问题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建议是不怀好意的,是想控制中国,这使毛泽东怒不可遏。
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激烈反应感到很费解,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建议,并没有强迫中国接受的意思;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建议并不过分,这种合作在北约和华约内部是很普通的,而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中国如果连这种互利的合作也不能接受,使赫鲁晓夫感到特别难以理解,为此赫鲁晓夫亲赴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