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的第1师团叛军士兵们，左立者为丹生诚忠中尉（后被处以死刑）。
如果把日本近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按君主国“万世一系”的法统做一简单区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1868-1912）长达四十五年，昭和（1926-1989）跨越六十三年，而大正（1912-1926）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才改元的平成（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还要短七年，短得就像一个过渡的栈桥。不过，短则短矣，但在任何意义上，大正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不仅时间上承上启下，而且在从一战前后到二战之间复杂万端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多向度的“磁力场”中，日本所选择的国家道路（当然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已为其后来的自我毁灭埋下了伏笔，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命运，并改写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
大正是什么样的年代
“可爱的喀秋莎，分离多苦恼 / 趁薄雪尚未消融的当儿 / 让我们对神起誓吧……”1914年（大正三年），由著名剧作家岛村抱月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喀秋莎之歌》，是根据托翁的名著《复活》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的主题歌，经剧中女主角松井须磨子演唱后，风靡列岛。一年后，歌曲灌制成唱片，销量突破两万，全国几乎所有有留声机的家庭都购买了唱片，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之滥觞。歌里有种“甜蜜的忧愁”般的调子，唱出了大正初期东洋人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北国“边疆”的浪漫想象。这里的“北国”，并非指日本本土的北海道，而是指“桦太”，即今天归属俄罗斯的南库页岛（萨哈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根据美国居中调停的《朴次茅斯条约》，战胜国日本放弃战争赔偿，但却获得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有权，面积达七万六千平方公里，同时把长春至旅顺间的东清铁路变为自己的囊中物。至此，日本终于把触角伸进了“满洲”腹地，大大刺激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战略野心，举国陶醉于帝国的大陆战果中。五年后，吞并朝鲜，日本一跃成为与欧亚大陆山水相连的“大陆国家”。
1910年代到1920年代，是日本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立宪元年），全国只有三十一个城市，到1920年（大正九年）多达八十一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是传统的“城下町”（指封建制领主居于城中心，商业设施多集中于周边的传统东洋社会城市）型城市，而是立足于军事和工矿业的城市获得长足发展，四大工业地带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开始形成卫星城。以东京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为市区的两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改变乡土面貌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农地变成住宅用地；社区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商店街；以大公司、银行职员为主的薪金阶层登场，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每天乘地铁、巴士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和位于市郊的独门独院的优雅住宅之间往来穿梭。新中间层的扩大（至1920年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孕育了“中流意识”，中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男性上班族收入水平提高，足以让太太成为专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1915年（大正四年），日文打字机被发明，较高的识字率使打字小姐成为婚前女性的专属工作，这些“骨灰级”OL和被称为“巴士女郎”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及女佣们构成了东洋社会最初的职业妇女阶层。
有中产阶级，便有面向中产阶级读者定制发行的中产趣味出版物：绅士杂志、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妇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都市街头的书店；“元本”（一册仅卖一日元的普及版图书称“元本”）流行，袖珍文库本作为现代出版的东洋标准开始定型，出版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电影从无声到有声时代，与“邦画”（国片）相比，“洋画”（外国片）更有人气。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率先开始广播放送，不久广播网便覆盖大阪、名古屋。三年后，听众已逾五十万人。加上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这个时期的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Taisho Modernism）。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媒体社会的发育，酿造了市民社会的文化，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白桦派”、“新感觉派”同人作家敏感地审视着帝国转身途中个人命运的颠簸。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昭和二年）自戕时，遗书中流露的某种“恍惚的不安”，像极了一个时代的隐喻；自学成才的画家竹久梦二笔下有着西洋风的面孔和东洋范的哀怨的“梦二式美人”是代表“大正浪漫主义”（Taisho Romanticism）的如假包换的符号；而从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时代的仿欧建筑“鹿鸣馆”的流行，到和洋折中的钢混结构、顶着和瓦大屋脊的“帝冠样式”建筑的泛滥，则微妙地契合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
何谓“大正民主”
所谓“大正民主”（亦称“大正德谟克拉西”），并非当时既有的称谓，而是后人从民主的视角出发，反观从1900年代后期到192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变动时所得出的一种历史认识。据日本学者考察，“大正民主”最初见诸学界和媒体的论述大约是在1954年前后〔《日本の近现代史をどう见るか》（岩波新书编辑部编，岩波书店2010年2月版），第4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はどんなデモクラシーだったのか》（成田龙一）〕。时值日本已结束美军占领，民主主义制度已然生根，并即将走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超稳定社会契约的前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正民主”的称谓本身，已涵盖了与战后民主的语境上的“温差”。就时间的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大正民主”并非单纯对应从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十五年，而是前后各放宽五六年，头尾分别嵌入明治末年和昭和初年，大约相当于从1905年到1931年的时段——即二十世纪初叶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为战后史学界通常的学术界定。
谈“大正民主”，无法绕过一对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有趣的是，兄弟俩的夫人也是一对亲姊妹）。作造是日本现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教授，早年曾担任过袁世凯的“太子”袁克定的“太傅”，是“大正民主”的理论旗手；信次是农商务省的官僚出身，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大臣、贵族院议员、翼赞政治会（1942年，东条英机主导成立的一国一党的政治结社，旨在彻底取消反对党，建立举国一致的极权体制，强化独裁。1945年3月解散）常务理事，战后受到整肃，被褫夺公职。剧作家井上厦曾写过一部舞台剧《兄弟》，诠释了吉野两兄弟在大时代的思想蜕变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
“大正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吉野作造，在最初译介“Democracy”的学术理念时，刻意回避了“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迻译为“民本主义”。这对学贯东西的作造来说当然不是误译，而是一种权宜性表达：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来置换（作造在晚年思想日益左倾，遂放弃“民本主义”而回到“民主主义”，此乃后话）。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大正民主”价值核心的“民本主义”，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殊不知，如此诉求早晚会撞到“天皇主权论”的天花板，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乍看起来，吉野兄弟的思想与行动截然对立，但就结果而言，二人未尝不是互为表里，而理论上的分野，则刚好构成了“大正民主”的内在张力。作造话语中的“民本主义”，主张以民众为政治主体，构筑以民为本的政治，并使其体系化；而信次则以民众的自发性为前提，鉴于这种自发性有组织化的倾向，便试图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统治。对民众和政党崛起的状况，作造尝试以扩大政治“参与”来链接，而信次则试图将其“统合”到一种新体制中。就是说，正因为有了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信次的利用民众的自发性而“统合”之的主张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因此，所谓“大正民主”既不是放任的民主，也不是单纯的官僚暴力统治；民众既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但同时，这种参与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诱导，不无滑向一种新的专制体制的危险。
尽管“大正民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彩排，对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客观上，从1924年6月至1932年5月，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由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并非完全是“浮云”（事实上，首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诞生还要早六年。但三年后，原敬遇刺身亡，军阀复权，引发第二次护宪革命）；与此同时，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后，制定了《普选法大纲》，规定二十五周岁以上的男子享有不受纳税限制的选举权，在选举前居住在某个地区一年以上的三十周岁男子享有被选举权。尽管该法限制了“因贫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和流动工人的选举权，并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三百三十四万人猛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