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正义
对斯塔西档案，70岁的恩斯特-奥 舍尼曼既在乎又不在乎。
1992年，他向BStU递交了查阅档案的申请；10年后当档案呈现在面前时，他却没有感到惊讶。早在30年前，他便已正确预测到，哪两个同事在告密。
“报告中说我政治不正确，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不是一条心。”对此，他也早有所感，因为他不仅差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工作表现出色的他也从未被提拔。事实上，他还是1961年东德的强迫移民—那是个雨日的早晨，他及家人被强制在正午12点前搬离易北河附近两德边境的千年小镇伦泽，因此失去家园和祖传的小工坊。
但他仍有继续追寻真相的兴趣：档案里只有他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记录。于是4年前，他再一次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发现更多新的资料，却毫无收获。
对一部分人来说自由的获得，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却意味着终结。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开始重新融入社会；与此同时，包括埃里希 昂纳克、埃贡 克伦茨、埃里希 米尔克在内的一批前东德官员被送上了被告席。里希特说，一旦发现档案中涉及犯罪，他们会直接将材料转至刑事追诉机关。统一后德国一共提起上千起刑事追诉案件，不过被判有罪的只有六七十起，并且多是缓刑—毕竟，前东德没有一部法律禁止监视人民。
对这些受迫害入狱的犯人、柏林墙受害者、被限制上学者、强迫劳工、强迫移民而言，正义并未完全随着自由而至：不仅那些下达射杀越境者命令的前东德高级军官逍遥法外；统一后受益于德国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前统一社会党高官和前斯塔西官员生活富足，日子远远好过于受害者。
“受害者应该得到充分赔偿。统一条约里商定了这一点，但从未真正落实。”东德历史研究专家、柏林霍恩施豪森监狱纪念馆馆长胡伯图斯 克纳贝（Hubertus Knabe）说，虽然德国政府已向情况最严重的受害者提供了援助，向因受迫害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但同时也驳回了相当多的赔偿申请。
从个人的感情倾向上，里希特明显站在受害者一边；但作为BStU的一员，他也经常感到无力。斯塔西档案是给予赔偿与否的主要参考，但很多时候档案也无法替受害者说话。尤其是对前东德强迫劳工、遭受过精神迫害而致健康受损的前狱囚，档案中或者没有记录，或者证据不足—在应用1990年东德人民议院斯塔西档案法制订《斯塔西档案法》时，立法者当时并未意识到道德/精神整肃这一问题。
舍尼曼也曾努力争取过赔偿，同样毫无结果。但在东西部融合的漫长年月中，他逐渐学会了民主社会的政治规则—民主需要游说，受害者要争取权利就得发声，通过游说政客和议员去影响决策。“我们太安静了，所以我们才会如此不成功。”他开玩笑道。
2007年，德国政府通过一项法案，提供4.2万名受斯塔西迫害入狱者每月250欧元的额外退休金。但这项法案事实上与受害者的期望相距甚远。维特卢普批评道：“目前，只有入狱超过180天、而且月收入不足1035欧元（单身，已婚人士为1380欧元）的受害者才有赔偿，这很不公平。”
“我们期望不同受害者能有所区别，但每个受害者—所有那些入狱的或其他受害者都有权得到赔偿，而不只是穷人。因为这是国家给予的，不是社会资助。”他说。
2007年，近300名受害者两次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提高赔偿。大部分示威游行者为老人，维特卢普说，他们很难动员到更多的人参与，因为受害者多已辞世。“政府正在等待这一自然解决方案。”他不无嘲讽。
没有真相？没有和解
前东德政权受害者与其加害者之间，其实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争夺对过去的话语权。
2006年，过去互相敌对的两方爆发了一场冲突。柏林利希滕伯格政府在前东德斯塔西最重要的秘密监狱之一、霍恩施豪森监狱原址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和书展。在前囚犯讲述狱中遭受酷刑经历的关口，200名前斯塔西人员赶到了现场，高声抗议。“他们认为，霍恩施豪森监狱中没有酷刑，受害者在说谎。”舍尼曼回忆说，“但只要去霍恩施豪森监狱看看，你就会了解真相。”
这是统一以来双方出现的最尖锐冲突之一。在舍尼曼印象中，受害者与前斯塔西官员间的对话只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过一些尝试，之后尽管受害者仍有此想法，后者却不再回应。“他们没有说不想对话，只说这没有意义。因为那不是他们的责任，只是他们的工作，为什么他们要与罪犯对话？”
而当受害者参加各种纪念和研讨活动、口述历史时，前东德当权者也纷纷成立协会，出版大量的书为自己辩护。就像马库斯 沃尔夫在回忆录《隐面人—前东德情报局局长回忆录》一书中所写：历史不能由胜利者书写。这引发了受害者强烈的抵触情绪。
“如果你希望得到信任，任何时候都应该说出真相。”维特卢普说，“但很多时候他们是在歪曲史实。遗憾的是，只在一些个案上，受害者成功地利用档案，到法庭证明了他们在撒谎。”
伯曼不认为现阶段双方有和解的可能性。“人们认为和解进程意味着双方对话，但现在只有公众和受害者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和解不是那么重要，反思和记住过去才重要。”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记忆会模糊、淡忘。我认为人们只愿意记住过去美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既然已经发生，人们就想忘记，因此有斯塔西档案就相当重要。”他说。
（感谢黄礼登先生为本文采访所做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