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宇 发自柏林
“159公里长的档案，你能想像出来吗，到底有多长？”君特 伯曼（Günter B rmann）直视来访者的眼睛，微笑着。眼看来者默不作声或在费神思索，他乐了：“你不能一张纸一张纸地去算，我将向你们展示这些如山的档案。”
柏林诺曼嫩大街，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即“斯塔西”，Stasi）总部七号楼，穿过长长的走廊，在楼层值班警卫的监督下，厚重的铁门打开了。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里排满了两米高的档案柜，只剩下中间一条窄道。这个有着严格温度和湿度控制的档案室收藏着前东德政权的40年记录—既有东德居民的私人档案、公民运动团体的抗争记录，也有斯塔西官员和线人的资料、东德间谍在西方尤其是西德的情报活动等。
在东德时期，即便是斯塔西人员—除了部长埃里希 米尔克和三名高级军官—也不被允许进入档案室；这座能抗8级地震的大楼，电梯背后还特意加了一层能防仪器探测的铜壁；各系统的管理人员不允许相互接触。重重安保措施，俱是为了防止机密外泄。
档案还是那么守卫森严，档案馆也依然还是那个档案馆；不同的是，随着斯塔西解散，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日，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接管了档案。作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盾和剑”，斯塔西留下的庞大遗产，变身为人民手中的“正义之剑”，通过开放档案，德国人开始重新评判和清算前东德的过去、为受害者除罪并进行赔偿。
在前东欧国家，伴随众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而至的，还有如何妥善处理过去这一迫切问题，公众为此争论不休。直至东欧剧变9年后，一直谨慎观察德国做法的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东欧6国才陆续借鉴了德国经验。“那些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捷克第181号法案序言中的这一座右铭，道出了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心声。
“斯塔西猎手”
BStU法律部主管君特 伯曼现今的1890名同事，95%来自东部德国；而在BStU刚组建的1990年，其雇员高达3300人，其中大多数是1989年走上街头的和平抗议者。
“公开斯塔西档案的想法，其实不是来自联邦德国政府。1990年，当斯塔西开始加速销毁档案时，那些抗议者冲进去占领了办公室，并自发组织起来保护档案。那时他们就明白，他们想要知道有关自己的档案。”6月21日，在BStU总部大楼，君特 伯曼娓娓说道。他的目光落到门上约阿希姆 高克的宣传画上，这位前东德著名反对派，两德统一后受命组建BStU，是著名的“斯塔西猎手”，BStU因此又被称为“高克管理局”。
1989年夏天伊始，整个东德地区都在发生大规模和平游行。多年沉默之后，东德人克服了对斯塔西的恐惧，强烈要求改革和自由旅行的权利，解散秘密警察机构。地处柏林利希滕伯格的斯塔西总部里，埃里希 米尔克也听到了鲁施大街和诺曼嫩大街传来的抗议声，但接替埃里希 昂纳克继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埃贡 克伦茨，承诺与反对派对话、改善现状，这限制了斯塔西采取措施的能力。米尔克此刻深深感到了危机。11月6日、就在柏林墙倒塌前三天，他密令斯塔西各地区分局，销毁或转移重要档案。
柏林墙倒塌后，抗议者并未从街上撤离，解散斯塔西的呼声也须臾未歇。1989年11月17日就职的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汉斯 莫德罗（Hans Modrow）表态将斯塔西缩编改组为国家安全局，但人民不为所动。这年12月4日，当聚集在斯塔西埃尔福特分局门外的抗议者看到一缕缕青烟从楼顶飘出时，为市民委员会工作的克斯汀 舍恩女士勇敢地带人冲入办公室，以阻止斯塔西进一步破坏档案。接下来的几天，妇女们纷纷占领了斯塔西其他地区分局。
占领潮在1990年1月15日达到了高峰。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冲入斯塔西总部，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狼籍的办公室，地上四处是碎纸片。“我的档案在哪里？”愤怒的抗议者在墙上涂道。虽然并不信任东德的法院、检察官和人民警察，各地市民委员会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协助，收集、清点并封存了所有斯塔西档案。3月31日，东德首个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议院和洛塔尔 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ere）政府，解散了斯塔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