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人成议员
被抢救下来的档案显示了斯塔西触须之长之深：159公里长的文件（112公里书面文件和47公里胶片文件），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5万袋撕碎的材料。令人讽刺的是，君特 伯曼说，还得感谢东德人严格的“垃圾分类”习惯，被碎纸机粉碎后的档案没有像在保加利亚等国那样被随意丢弃，而是被斯塔西人员装进了垃圾袋，只是还未来得及移走焚毁，“于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同个袋子里的碎纸屑肯定有关联。”
面对斯塔西用特务手段收集的海量材料，东德人一开始有些无所适从，甚至连抗议者都犹豫了。人们既希望公开档案，又希望保护个人隐私。此前，出于对档案可能会遭滥用的担忧，1990年2月，由反对派、民主党派和当权派组成的中央“圆桌会议”同意销毁所有电子资料库；之后，斯塔西外国情报司几乎所有间谍和线人资料以及东德人民军的秘密记录也均被销毁。
人民议院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7月刚从BStU档案部主管任上退休的克劳 里希特（Claus Richter）当年43岁，是议会中“联盟90”党团的行政主管。他说，当时支持档案不公开的一方担心人们看到档案后会发生很多报复行为甚至谋杀。而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后来才揭晓—包括“新论坛”在内的许多公民运动团体早被斯塔西情报人员渗透：议会中一个叫“和平与人权行动联盟”的党团里有近半成员是线人；东德社民党常务董事易卜拉欣 伯梅和“民主觉醒”党团主席沃尔夫冈 史努尔甚至也是斯塔西长期合作的线人。但激烈的争论过后，议会终于达成共识：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开放档案，清除国家机关中的所有前斯塔西成员；对施害者进行刑事追诉等。为此，议会还专门成立了由约阿希姆 高克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
两德统一谈判此时正加速进行，这为斯塔西档案的处理带来了新问题。西方情报机关和许多政治家并不乐见档案开放，而只想将它封存；两德“统一条约”中也未涵盖东德人民议院解散后如何处理档案的条款。事实上，根据该条约，档案将被保存于科布伦茨的联邦德国国家档案馆。当一切变得再清楚不过的时候，9月4日，21名东德公民再一次占领了斯塔西总部，绝食抗议。
东德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议院议员也在抗议。压力之下，西德联邦议院对“统一条约”进行增补，决定按照东德法律的原则，制定一项有关斯塔西档案的法律。
“在讨论两德统一的最后时刻，东德人说我们要求开放这些档案。那是个转折点。”君特 伯曼说，这也是一年后的12月29日、德国国会通过《斯塔西档案法》的由来。
档案中的秘密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秘密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自1992年正式公开档案起，BStU共收到650万份申请，其中个人申请者高达170万人。1990年冲开斯塔西大门的人们想要探寻真相：斯塔西对我做了什么？东德政权究竟有多糟糕？当年又是谁在出卖我？
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BStU有3000多名雇员处理各类申请，但申请者等上5-10年才看到结果是常有的事。根据《斯塔西档案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与申请者无关的第三方信息，在档案开放前已被隐去。多年等待之后，德东人已从革命的激情中退却，正在经历全面社会转型的他们努力使生活走上正轨，此时真相的揭开却未免残酷：记录下一言一行并向斯塔西告密的人，是同事、朋友、邻居、亲戚，也是家人。
真相超过了个人能够想像的底线，也改变了个人命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自杀……里希特听到不少这样的悲剧事件，不过，他不认为档案公开引发了社会动荡。“也有很多反例，比如夫妻和解或达成协议的，这些也都是事实。”在里希特看来，德国人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人们一度担心公开档案后会发生很多报复行为，幸运的是德国没有发生这些事。
而多年来目睹阅读室里申请者或悲或怒、或沉默或哀滞的表情，君特 伯曼也特别理解人们对揭开真相的彷徨态度。“1992年刚工作时，我以为BStU四五年后会关闭，如果那时有人说我会在这里呆上20年，我想他肯定是疯了。”他说。但如今，BStU每月仍要接待8000名初次申请者。伯曼猜测，这可能是因为经过20年，知道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曾向斯塔西告密，这一事实造成的伤害不再那么深了。
里希特说，根据他20年来对档案的研究，线人中真正被胁迫加入的只有数千人。这些人中，有的因性取向受到要挟，有的经酷刑后被转化成线人。
线人中有一支力量不可忽视。1989年斯塔西有1.7万名不足25岁的线人，其中10%甚至不足18岁。在考察这些未来秘密警察人选时，斯塔西往往与其父母、老师或监护人合作，一家人全是斯塔西线人的情况在东德时期并非个案。伊娜 库普卡的档案揭示了斯塔西的招募策略：阻断库普卡与其在西德的母亲及家庭的一切联系；全方位地秘密监视其日常生活；在公共场合表扬她、给予认可。斯塔西的“教育”显然十分有效，仅仅过了一年，年仅17岁的库普卡便成为斯塔西的线人，代号“Shenja”。
然而，谁是代号背后的线人？由于斯塔西销毁了1985年至1989年的档案，很多时候这也成为一个疑团。1998年，查阅了自己档案后，前东德著名反对派、新近去世的贝贝尔 伯勒（B rbel Bohley）认为时任左翼党主席格雷戈尔 居西是她档案中代号为“Notary”的线人，因此向法院起诉，但居西否认了这一指控。里希特说，他为此花费了一年时间进行调查，也无法确认这一点，伯勒因此败诉。BStU现任联邦专员玛丽安娜 比尔特勒说，一些曾为斯塔西工作的人，因为否认或隐瞒历史，甚至还被选为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