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本书的书名相似，在中国一度广为流传、被视为“中国威胁论”巅峰之作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罗斯 芒罗、理查德 伯恩斯坦)一书，直到1997年才出版。从这个角度看，在美国，“日本威胁论”比“中国威胁论”更早，美国智囊们对“珍珠港偷袭”那一大口血淋淋的撕咬，仍心存余悸，所以用“战争”描述“日本威胁”，而用性质缓和一些的“冲突”一词，勾勒“中国威胁”。

　　表面上看，美国官方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日本，媒体中对日本与邻国太长的“寒流期”，并可能“给华盛顿带来麻烦”，也只是“担忧”多于“批评”。相反，美国人却常常像布什总统这般，花铺霞堆似地颂扬日本为“从军国主义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成功楷模”。但在背后，美国从未放松过对日本的“看管”。

　　说起历史问题，美国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美国是一个重现实更甚于历史的国家，小泉等日本政要人士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并没有让美国人憋着一口气，吃不下饭。日本右翼社团登记在册的只有八万多人，相对于列岛上一亿三千余万人口，几近是海边一贝，林中一叶。美国当然不会为了照顾中国人民或东亚人民的“感情”，而调整自己与日本“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但以《日美安全条约》为标志的同盟关系，其实正是美国长期以来看管日本的主要方式。

　　六十余年的历史证明，美国通过它一整套制度设计和战略运作，如和平宪法、民主制度、《日美安全条约》、“苏联入侵论”、“中国威胁论”及“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等，实现了对日本的相当隐蔽却又行之有效的看管。制度设计，可保证日本永不翻案。战略运作，则将列岛的防御权和军事指挥权，暗暗地转到了自己手里。

　　美国决不会完全给日本解绑，但看管，也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度松绑：近年来允许日本提升军力、修改宪法，便是其中两项。前者能配合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应对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可能骤起的风云；后者在不违背该宪法“和平”的要旨下，可舒缓一下列岛上空驱之不去的“国家悲情”。而且，日本朝野间对于修宪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能否真正修宪，还得待2010年后举行的全民公决。

　　大抵以一个总是怒目圆睁、云水飞扬的中国，敲打其东边的邻国，也是熟谙借力打力的美国看管日本的一个间接方式。

　　出于自身的全球利益，美国不会愿意看到日本在亚洲称霸，在世界坐大。若真要支持日本坐大，在日本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美国人不会表现得那样迟迟疑疑。自然，美国也决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世界坐大，尽管这一遥远的前景，在一些中国人的血管里已现实地化为一阵阵胀痛。大概只有目光如炬的上帝能洞见——美国人是否暗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玄机，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只要中日两国不能超越彼此的纠结与“误读”，双方就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只能永远蜷缩在亚洲做二流国家。

　　要我说，二流国家就二流国家吧，只要国内安宁，社会公平，人民殷实，如瑞士、瑞典一样在世人面前享有高度尊严，这不正是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

　　可对于仿佛“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中日两国而言——一个是18世纪中叶开始衰败的世界大国，当今溢荡着强劲的“崛起”之风；一个是20世纪中叶开始倾塌的世界大国，当今剑鱼破网般急欲成为“正常国家”。

　　莫非这是一种共同的宿命？

　　四、研究的差异

　　情报，无疑是大和民族的立世之本，是列岛生存与拓展的第一要务。

　　在战后，情报更成为日本最强大的生产力。情报所反映出的智力指数，向来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理查德 迪肯在《日谍秘史》一书中说，曾有学者经过计算，如果说在1955年日本人的智力指数为100，到了20世纪70年代，则是318。

　　目前，这个数值虽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联网已被视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重大、最复杂和最令人惊叹的事件，布满高山大河、雄关险隘的地球，因网络而将所有地区、所有进程、所有事实和概念连接成一个平坦的世界时，日本人如虎添翼，如鱼得水，眸影射电，身段曼妙；或者说狭长的列岛上下，本身就是一个硕大、强劲的搜索引擎，在当今全球无限爆炸的信息里，无休止掘进、采纳着可为日本所用的无限情报。

　　这只是两个小例子——通过网络，西方学者在本国还未引起关注的论文，常常已在日本岛内得到采用。凭着网上搜索，一个叫大前研一的日本学者，在他的一本书中确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至少有5万家电子零件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