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涨涨跌跌，当初曾经激动亿万人心的“革命”，何以演变为一头反噬的巨兽？自然，他们更多地思考曾与他们的希望与失望都有关的中国，他们不舍得将脏水和盆里的孩子一块儿倒掉。他们的心渠里，至今泛有对中国友好的涟漪：在今天列岛的“反核战”、反《周边事态法》、反《有事法制案》、为“二战”时期中国慰安妇、劳工等无偿打官司，甚至为被害人出差旅费、做中国留学生的保证人、致力于中国的环保运动、“希望工程”等五十多岁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当年的“68年世代”。

　　当然，也有一些“68年世代”的人生轨迹变得首鼠两端：

　　过去他们对“社会主义”无限向往，恨不逢“地”，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不尽把玩，弦歌不缀。过去他们对中国一见钟情，锦上添花，现在他们视中国为背上芒刺，脚下鸡眼。从左边跳到右边，甚至从极左蹦到极右——其实，不分肤色，从来都是体内具有政客血清的人们的一项特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是西部迈，原为东京大学驹场学生自治会委员长，该校学生运动中的传奇英雄，现为著名右翼理论家，近年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国民的历史》等著作，否定南京大屠杀和东京战犯审判的正义性，他的著作因文字浅显易懂，迎合日本社会某些角落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而屡屡成为畅销书。

　　另一代人，便是当下的年轻人。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就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看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劫持“淀号”飞机小组成员的后代——在北朝鲜长大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父辈当年的“革命行动”不予善评。在这一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田宫的长女说：“父辈们，你们的行为虽然很勇敢，但是却脱离了社会常识，我们不愿走你们走过的道路。”2001年，田宫、小西、田中的儿女们终于实现了她们的回国梦想，“三姑娘回国团”立即受到媒体的注目，她们对日本青年的流行歌曲、服装、发型、吃喝玩乐，似乎并不陌生，对自己能迅速融入日本社会充满信心，并期待她们的父辈积极改悔，早日出狱做一个新人。

　　眼下二十岁左右的日本青年，更是玩游戏软件、看着漫画长大的，《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热播的肥皂剧，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红得像油爆虾的偶像，伴随着他们的青葱岁月。在他们的青春词典里，在“认知”这一节下，大概只有四个词：“时尚”，“潮流”，“创意”，“有趣”，显然缺少“历史”。他们进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崇拜战争罪犯，只是春游、秋游，观赏那里流光丽影的樱花与红叶。他们想来中国看看，亦不是为着表达什么歉疚或友好之情，只是为了登上长城，吃一次北京烤鸭。他们即使能说中文，有时也与中国的“愤青”鸡同鸭讲：

　　2004年亚洲杯足球冠亚军决赛时，当日本队以三比一战胜中国队，能容纳7万人的首都工人体育场里，顿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炸雷似的嘘声和骂声，无数的塑料瓶、易拉罐如骤雨一样，向终场正列队的日本队扔来。有中国球迷对在场的日本记者吼道：我们现在扔给你们的是塑料瓶，当年你们扔给我们的可是炸弹！

　　坐一旁的日本青年啦啦队，其中还有东京大学的学生，面面相觑，根本就不明白这里的“炸弹”说的是什么事情。

　　看起来是对历史无知，或者以为历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深层原因，却是麦克阿瑟将军强悍地重铸列岛后，摒弃国家威权的政治制度设计，使得这代日本青年不会像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但真要打起仗来，他们是否一定不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在中国，呱呱落地后，听到的便是邓丽君那柔曼歌声，看到的便是阿童木和一休的动画故事的，现在有一个称呼“80后”。这是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当今“80后”有2亿人左右。这是一个社会评价歧见迭出的群体，又是一个评价标准很难统一的群体。

　　中国的“80后”身上，有两条却是共同的。一是其价值取向，一般都关注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而很少关注意识形态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更多还是利益考量的选择。这已然暴露出在同样的年纪里，他们有着远比父辈幽深的心机。二是“遗忘”历史。许多“遗忘”，并非人主观的遗忘，而是一番剪裁、一番噤声的结果。因此，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叙事变成了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