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官、产、学并举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华解剖式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仍停留在狭窄、肤浅的层次。在一些根本性的对日认识上，甚至与“二战”前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学界，中国研究者们对大和民族的理解，也难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王芸生的视线，甚至没能超出黄遵宪、梁启超的视野。国人“误读”日本，尤以20世纪90年代后为甚。

　　一、人与非人

　　国人对日本的“误读”，择其大要，举之有三：

　　其一，因为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普遍兽性化，还有网上一些年里各种版本的谣言颇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日本人利用基因技术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以及据说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这些都导致了当下部分国人对日本人印象的非人化——如鲨鱼残忍，如狐狸阴鸷，如鼯鼠猥琐，如变色龙不可信。俨然中国人与日本人若不存在人与非人的进化差异，至少也有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差距。我们将160年前福泽谕吉看中国的目光踢了回去，即视东瀛为“恶邻”。

　　要说清楚两国人的相似与相异，不妨取一个简单直观的方法，即通过两代人来比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岁的。在中国，这代人常常被称做“老三届”，在日本，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个大陆，都标志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1968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子，那么，在列岛，更是为西部大陆上那场令河山变色的“大革命”所震撼。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日本共产党各级组织，通过印刷大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其他“文革”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主席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星的唱片销得多。毛泽东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受红卫兵运动影响，青年学生们的各种组织，一时间，如雨后林中蘑菇似的在列岛各地出现，有的名称干脆就叫“红卫兵”。在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眼中，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示威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用鲜血将毛主席语录写在横幅上；年轻人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地前进。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年日本的时代写照。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当时日本左翼运动的描述，他们一聚就是几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由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左翼运动蓬勃开展，大大拓展了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列岛的活动空间。1975年，是这两党政客们的黄金年代，在全国175个都、市及县中，其市长、县长均由左翼政党囊括，其中包括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长崎、神户等大城市。

　　“68年世代”，却仍与日本政府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让当局最为难堪的是两次。1968年1月，4.7万名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佐世保，驱赶即将前往越南参战、在该港进行补给的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 同年7月，位于东京东面30英里千叶县的成田，数千青年学生与这块土地上的三百户农民串连一起，抵制政府在此兴建大型机场的计划，他们拆毁机场公司设置的边界墙，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桩，阻挠政府派员对这一带勘测。甚至在地下开挖复杂的隧道系统，以摆出一副长期斗争的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