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杨杏佛来说，与胡适的反目可说是他最为痛心的事。他与胡交谊甚笃，书信往还不断。然而就在他生命的终点来临之前，竟与老友分手。当同盟初建时，他已感觉到此盟发展的困难，因此，他赞成在北平由胡适牵头建分盟。而当矛盾突现时，他的心情可用“心烦意乱”来形容。两面都是莫逆之交，而矛盾十分尖锐，他夹在中间，十分为难。后来，杨杏佛也写信给胡适再三表示“幸勿灰心”，自己也是“吃力不讨好”，其实是希望胡适体恤同人的苦心，并从大局出发，放弃对立立场。后来发生报刊发表杨的谈话时，把时间搞错等情况，胡适即起而责问细节问题，实际是责问了自己的老朋友杨铨，杨便实实在在地作了一些澄清。这些，都是在同盟紧急会议之后的举动，显然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内，决非受人指使而然。

　　至于林语堂，就又当别论了。林在整个同盟中的态度最暧昧。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在同盟中是附庸风雅为多，一当碰到风波，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而现在我们了解到，他的角色还更耐人寻味。

　　本来，在同盟中，他与胡适的关系也最好。风波起后，他于2月9日写信给胡适，毫无保留地支持胡适。一是当即认定胡的看法，并认为当初“同人相信史女士之人格，绝不疑其有意捏造，故使发表。不幸事实如先生来函所云”，好像已经确认史在伪造了。还积极表示：“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但这是在同盟开会讨论此事之前说的，等到开会之后，他却没有再说这样的话了。因为事实显然不像胡适所臆测的。他和蔡联名代表同盟回复胡适的信，当然主要不是他的意志，但他至少也认同的。

　　但在上述的信中，林语堂的另一面却也无奈地曝了光。他对同盟的看法是：“以弟观察，现此临时组织极不妥当，非根本解决不可。”还说：“本会现此情形，谅你由份子之结合可推想得到”。既然“份子之结合”不好，“非根本解决不可”，怎样解决呢？如果“份子”成分改善一下，不能算“根本解决”的话，那就只有解散一途了。

　　从林的信，我们还知道，林是胡的“内线”，胡适的信使他亢奋：“你来函态度之坚决，使我们更容易说话。”原来胡适的搅局，有他在总盟呼应。所以后来杨杏佛一死，林语堂连葬礼都不参加，算是“根本解决”了与同盟的关系。

　　综上所述，同盟开除胡适风波，在当时本已有了结论，就连暗中支持胡适，希图改造同盟的林语堂，也认可了同盟开除胡适的决议。胡适本人也无话可说。

　　可是，现在的翻案者却沿着胡适当时的思路看问题，觉得他说的都有理。不仅如此，还加了码，胡适说文件是伪造的，却没有说是同盟自己人伪造的，而翻案者却竟然通过一番“亲子鉴定”，得出结论说是同盟自己人（意指史沫特莱）“伪造”的。这实在太离谱了。

　　翻案者说，胡适心目中的“民权保障”不是“急功近利的、片面的、单单一个‘释放政治犯’的工作”，好像宋庆龄认为是“单单一个释放政治犯”似的，也是莫名其妙。陈小雅还说：“胡适对民权运动的‘性质’的界定是科学的”，还“多么地富有远见”！这也未免说得轻率。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至今结论恐怕也未必像陈氏说的那样。当时并不是没有法律。如果真的依法办事，就不需要民权保障同盟了。胡适想把“民权运动”纳入“法”的轨道，其实仍不出他的“好政府主义”理想，连当时也没有人信。

　　陈小雅还认为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有意“抹平”自己“潜意识”中的“什么东西”。该文自署的写作时间有误，完全可能有各种客观性，例如当时没有署写作时间，后来补记，就以同盟成立时间为准；或当时写后，后来有所修改，把后来的事情加了进去，都可以造成这种现象，在取得确凿证据以前，怎可臆测为作假呢？须知当时连胡适本人对于同盟对他的指责也没有再反驳，或许是“君子风度”，但也是认输。

　　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陈小雅说：“如果当时同盟能度过‘胡案’危机，各自根据自己的特长把优势发挥于‘民权’事业，中国也早已不会是这样的中国”。这真是从哪里说起！民权保障同盟在当时条件下，其实是没有生存的土壤的。其失败可说是必然的，策略的高明与否，只关乎其存在的时间长短，而不可能真正度过接踵而来的危机。难道杨铨被害也是同盟自己“内讧”造成的吗？难道不“分裂”的话，蓝衣社的特务兄弟们就会看在胡适博士的面子上不加害于杨杏佛吗？假如同盟度过了“胡案”危机，蒋委员长就会看在胡适会长的特长的份上多给一点“民权”，从而改变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