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盟究竟是否受“一二人”左右？

　　按照胡适和翻案者的看法，同盟已为宋庆龄和史沫特莱这“一二人”把持。弄虚作假也都出于此二人之手，别的人都被他们欺骗了。胡责难同盟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这一点。那么，事实究竟怎样呢？

　　无庸置疑，宋庆龄是同盟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灵魂。从营救陈独秀、营救牛兰等开始，到发起民权保障同盟，她都是与蔡元培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进同退。她虽然是女性，但无论从身份、地位及主见等方面来考量，宋、蔡两人之间，是宋略居于蔡的上风。宋对蔡极为尊重，但蔡对宋更加敬重。在一般情况下，蔡总是推宋为主。从民权保障同盟正副主席的排列可以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在1936年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和之后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中，宋、蔡又有相反的排列。可见，两人是互敬互尊，肝胆相照的。在民权同盟中，宋庆龄是主席，她当然要负更多的责任，蔡元培是副主席，但有事时，他决不退缩。如果说，同盟是由“一二人”左右，那么这“一二人”就是宋、蔡。但二人也是该盟的精神领袖，在同盟的大方向上，二人起着引领的作用，但在领导方式上，二人并不专断，而是非常民主。同盟的大事，都是由集体商量决定，而不由宋或蔡私下擅自决定。同盟得到反省院政治犯的控诉信后，是由集体开会决定发表，而不是像胡适所指摘的那样“擅用总会名义”决定发表。后来当胡适向总盟发难，又是由同盟开会商定意见后，再商定人员回复，都经过了民主程序。一直到开除胡适，程序全都符合会章，也符合民主程序。林语堂2月9日给胡适的信中曾预期：同盟在即将召开的关于胡适的会议上，“将有重要波折”，意指将会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就是说，在林语堂的感觉中，同盟内部有严重的意见分歧，而在会上将产生交锋。这正表明，同盟内部是民主的，各人可以自主充分地阐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宋可以“擅断”，那么，连这种交锋的会都可能开不起来。开会的结果，没有如林语堂所预期的那样产生“严重的波折”，这表明，同盟领导层多数人意见一致。

　　而且，在胡适公开向宋庆龄挑战的情况下，宋庆龄表现得十分隐忍。同盟领导层内部十分清楚的是：胡适诬枉了宋庆龄。但在会议之后同盟给胡适的回复中，蔡、林、杨均仅限于解释客观，而既不指责胡对宋的诬枉，也没有强调发表政治犯信的理由。这表明，同盟是打算息事宁人，安抚胡适，以便一致对外。本来，面对胡的诬枉，宋有理由要求胡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宋对此毫无计较的表现，表明她是深明大义，也是顾全大局的。

　　按照胡适及其翻案者的意思，弄虚作假嫌疑最大的是史沫特莱。好像她向同盟提出政治犯的控诉信，她代表总盟起草文件，给胡适写信，寄给胡资料，全都是“擅用同盟的名义”而行“道德胁迫”之行径。这也是诬枉的。史沫特莱确实是一个富于激情的人，她的态度也确实比较激烈，她的风格也实在比较直率。林语堂是把她看作极左“分子”或共产“分子”的。但是，要说她“左右”同盟，或“把持”同盟，显然都不可能，而在这件事上，她的清白也已经由蔡、杨等证明了。“擅用名义”的罪名已经由蔡元培等为之洗清了――她是受同盟委托的；“伪造”的嫌疑实际上也早已由刘尊棋本人的证明而排除（写信的人都亮相了，还硬说她伪造，是栽赃）；剩下的是“道德胁迫”的罪名。也是站不住的。因为，她的信，本来就是受同盟的委托而写，说是“我个人认为”，实在是同盟的意见，也是决议。这是西方人士常喜欢用的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虽然这是同盟的决议，但如果径用“同盟要求你……”一类的表达方式，就会使对方更感到压迫感，而以个人意见的方式出之，就留下了让对方自己作出决定的余地，哪怕这仅是形式上的“自主决定”。因此，虽然她的口气很强硬，确实带有某种“命令式”的语气，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一则事态严重，不容含混；二则这确实是同盟的决议，也是命令。这不是她在发号施令，而是同盟。此外，她或许认为，同人之间，不妨率性而言，以见襟怀。但同时她也说明了受总盟之命而写此信，也用了“您考虑能否……”这样婉转的措辞。并不全是命令式。对此，胡适有些误解，翻案者更夸张其词，不但把她描绘成一个凶婆，甚且由此推断出她与李肇音同出一辙，是言之不成理的。在整个事件中，史沫特莱一直是满腔热情地支持中国的民权事业，她完全是为同盟负责，并希望把事情做好，而不是破坏。当胡适误解了她的信，同盟内部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她非常焦急。杨杏佛告诉胡适：“史沫特莱女士甚为焦急，详述此项文件发表之经过……史女士昨夜彻夜不眠，草长函答兄”（1933年2月14日致胡适信），显然是为同人间的误解而焦急，因而详加说明，却被翻案者误认为心中有鬼。

　　那么，怎样理解蔡、杨、林的态度和作用呢？

　　蔡元培在这风波中，真正表现了谦谦君子的风度。当胡适拿出李肇音的信，并把矛头指向宋庆龄和总盟时，蔡先是认为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但经过2月12日总盟紧急会议讨论之后，他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变。他和杨给胡适的回信（2月13日）是有理有节的，既坚持了原则，也说明了情况，并且措辞也比较缓和，应有利于缓解双方情绪。他对李肇音的信，表示可由胡适在北平就近查明。对于胡适说的“此间有人专做捏造的文稿”，则表示“我等尚是创闻，如将来再收到此种文件，自当审慎考核，不轻发表”。以蔡元培的身份，与林语堂共同出面，是希望挽回僵局的。但是，胡适并不买账，决心搅局。便于19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民权的保障》一文，22日，又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公开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当天，上海总盟致胡适电报，要求胡适确认其“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的谈话是否属实。胡适不予置理，28日，蔡元培又与宋庆龄联名致电胡适，再次要求胡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胡适仍置之不理，3月3日，同盟决定开除胡适，虽由鲁迅提议，但蔡元培也有一票。胡适确是令蔡失望的。虽然他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却是一贯具有独立性，不可能别人一主张就轻易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