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说了谎？

　　翻案者认为：胡适在1933年2月3日和5日收到两样东西，从而认定上海方面发表的所谓“政治犯”的控诉信是“捏造”，这一判断是可信的。这两件东西，一是韩麟符的求助信，“他已经在反省院关了两年多了，如果有拷打，他在信中完全可以以实相告”，二是《世界日报》转来的李肇音的信，居然假借胡适的名义，显系伪造。因而，上海总盟发表的控诉信也是伪造的。造假的人究竟是谁呢？陈小雅认为，有可能是同盟“自己人”所造，而史沫特莱造假的嫌疑最大。其根据是什么呢？是对史沫特莱给胡适的信与“托名信”作的“亲子鉴定”，认定：“李肇音的‘托名信’与史女士的信具有类似的性质――它丝毫不理会别人会‘存疑’，一如她丝毫没有考虑别人读她信的想法；它忽视胡博士的‘名誉’，一如她忽视‘程序正义’；她客观上是要把发表的名誉‘强加’于人，一如她要把发表的‘结果’强加于人”。由于她的“道德胁迫”，逼反了胡适这位同盟中的“卢俊义”！

　　这些说法，委实武断得可以！由史沫特莱受同盟的委托写给胡适信中的口气比较强硬，居然可以得出与李肇音的“托名信”具有类似的性质！她的信口气再不妥，也完全不存在虚假的问题，李的信再假，也不等于强加于人，怎么能扯到一起呢？况且，反省院政治犯的控诉书，由史向同盟提交，也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因为，史沫特莱当时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由她提交完全正常，由她出面写信也完全正常。她提交会议的时候（25日），胡适等还没有视察反省院，根本不存在造假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写此信的实有其人：是刘尊棋（见《人民日报》1981年度报告所载刘尊棋：《庆龄同志，感谢您的救援》。胡适自己在给人的信中提到视察时所见的“刘质文”就是他）。其信为1月10日所写。虽说刘尊棋后来的说法有些细节（如说杨向他核实情况）难以确证，或者说某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却也没有更有力的证据来推翻他写信的基本事实。至少，这信是他所写，已无可辩驳。这就有力地打破了“伪造”的指责。时过70年，翻案者明知结果，却来讨论此信的真实性，真不知是什么意思。

　　其次，即使是李肇音的信，虽说假借胡适推荐的名义显然愚妄，但不等于其信的内容不真实。从“实证”的角度看，可以从两个方向假设：一种可能性是捏造，从内容到寄信人、地址全都是假的，胡适和现在的翻案者都持此看法；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李信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倘就以他本人的名义要求《世界日报》发表，该报未必肯发，如果他为了争取刊登，而假借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会长胡适推荐的名义，以图顺利发表，也就不奇怪了。因此，不能因为假借了胡的地址，就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了。

　　诚然，当时总盟也认为李肇音托名信的出现是严重的事，所以会有紧急的长时间的讨论。很显然，同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但讨论之后，还是取得了共识：上海方面在没有与胡适等视察者沟通的情况下发表政治犯的信，可能未必尽当，但胡适的反应也显然过分了，尤其是他把矛头直指宋庆龄，还诬枉宋庆龄及史沫特莱“以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是有悖事实，也是同盟所不能接受的。但鉴于胡适当时的情绪，也不宜遽加指责。为防僵化，所以才决定由蔡元培等出面向胡适婉转地作了解释，并表示“故此文若不宜由本会发表，其过失当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决非一二人之过，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之结果”（2月13日蔡元培、林语堂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87页），翻案者认为这就是认错，其实，是误解的。这封回信的措辞是很有分寸的。首先，它说的是“若不宜发表”，并不等于认定不宜发表；其次，它着重强调的是：发表这信是同盟总部“全体职员”的集体决定，决非胡适所指责的那样系“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蔡等这样说，显然是出于缓和关系的考虑。事实却并不一定像胡适所说的那样，也不一定像翻案者所想象的那样。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这封信是真实的；第二，总盟不想把内部矛盾暴露出来，希望维护团结。如果说，总会委婉地表示了“不宜由本会”发表，也不等于确认它是假的。蔡、杨是顾全大局，不纠缠于小节，才这样表示，而宋庆龄面对胡适显然诬枉的尖锐指责，也没有作出强烈反应，这都是“君子风度”的表现。而胡适，人常以“君子风度”誉之，但这回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君子风度”，不但不接受蔡、杨的解释，反而借题发挥，发表了与同盟宗旨相悖的言论，似乎有心要把事情搞僵。

　　其实，当时监狱究竟有无酷刑，不仅鲁迅，蔡、杨等无不认为当然，即使是胡适，他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我一查《胡适来往书信选》，却就有了令人吃惊的发现：就在当时，他收到的信，并不是两件，而是有好几件。除了韩麟符、李肇音外，至少还有四封，却是每封都明确说有酷刑！人们来看几封：1月24日，千家驹致信胡适说：

　　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冤死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中册第158页，黑体为引者所改，以代着重号，下同。）

　　2月2日，被关押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致信胡适说：

　　学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展转三处，严刑加身，强迫成招。……（中册第173页）

　　如果说，这还都不是讲反省院的，那么下面这封却正是讲反省院的。胡适等视察反省院后五天，2月4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反省院的周默秋（他是胡适在视察时与胡适谈过话的）躲在被窝里写信给胡适，说：

　　自从那天和你见面之后，即想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来，我们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先生，你得救我呵！非人的生活，真过不下去呵！受审时，我捱了三次酷刑，……看看吧！每天十二时，何时不有青年学生被拷打的哭声！那个刑场里不有青年学生的热血？（中册第175－178页）

　　信末还特别关照：“如有来示……绝不要公开寄反省院”，可见其恐怖，也可见视察时周根本没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