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封未写明时间的（应在此前后）署名关仰羽的来信，长达六千余言，详细记述了他本人被关北平宪兵司令部十三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惨无人道”的经历，并请求“设法拯救无辜，保障民权”。（中册第193－202页）

　　这些信极其明确地指明了北平的监狱和反省院中确有酷刑！奇怪的是，胡适收到的同类信大多明说有酷刑，他何以偏偏只选了李肇音的信大做文章，而却不拿出千、杨、周、关等人的信来呢？谁能料到，当胡适义正词严地指斥揭露反省院酷刑是作伪的时候，他家里却还藏着好几封揭露监狱、反省院酷刑的信！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其实，就是韩麟符的信，也说：“不过在匆忙中，特别是这样的环境下，可惜不能说个痛快……”（中册第160页）这说明，胡适等与犯人的谈话是在怎样的氛围中进行的，犯人的自由度有限得很。另外，韩本人身份比较特殊，他固然未必受到酷刑，但却不能排除别人受到酷刑的可能性。

　　最后，即使反省院确实较少酷刑，其他监狱却多的是。这一点胡适是清楚的，他为什么要抓住同盟发表的材料大做文章，几至否认所有监狱的酷刑呢？也许是因为说的正是他刚刚视察过的反省院，使他难堪了。但倘如此，便已经有失“君子风度”。其实，胡适的过度反应是有点耐人寻味的：他不是感觉被监狱欺骗而是感觉被同盟欺骗。如果胡适是站在同盟的立场上，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首先据此追问当局有无隐瞒以欺骗视察者（当局知道胡适等次日要视察反省院，当夜或次晨紧急布置，乃是易如反掌。后来杨杏佛揭露，正是如此）。而不应该轻信视察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胡适指责同盟轻信控诉信，事实证明，是他自己轻信了当局。韩麟符的信也可以表明，犯人与视察者的谈话不可能“说个痛快”的。如果胡适真的是“执著于‘责任伦理’”，抱持“程序正义”，那么他应该懂得，自己没有看到的不等于没有。这也是考据学的原理。再说，即使他确认该反省院没有酷刑，也不必做出类似“窝里反”的举动。胡适的反应显示，他虽然不满于当局的一些方面，但却不能容忍当局受到不公正指责，而对民权运动虽然表示赞同，对同盟却不那么宽容，令人觉得他是抓住同盟的工作漏洞，有意激化矛盾。 　　

　　二，胡适是否叛盟？

　　翻案者认为，胡适反对同盟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没有错。一方面，在此之前，同盟并未正式提出此一口号；另一方面，这个口号本身是错的，胡适反得有理。同盟如果不是在宋庆龄出于对“第三国际”亦步亦趋，从而与史沫特莱“擅断”从事，就不会那么短命。

　　这也可谓匪夷所思。事实上，在同盟成立之初，就公开发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载《申报》1933年1月18日），其中提出三条宗旨：

　　（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

　　（二）予国内政治犯与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

　　（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这里再明白不过地提出了“释放政治犯”，虽然没有用“无条件”和“一切”的用词，但看总的精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无条件”和包括“一切”政治犯的含义。一则因为“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到之处习见。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政治犯”已成为当权者滥施淫威、压制舆论、任意抓人杀人的借口。二则《约法》规定的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力已被无形剥夺，很多被捕者就以此被捕。其实，即使是“合法”逮捕的“政治犯”，也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惟有给以人生、言论自由权，方可论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