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工作的中国劳工，他们的工具大多是自己制作的。
这些充满种族歧视的舆论导向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恐慌，在法国北部地区居住的一位老先生回忆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告诉他中国人很凶残，都是疯子和野蛮人。由于华工大部分出身于农民，他们的身上不免沾染着各式各样的恶习，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甚至打架斗殴、赌博酗酒，这些恶习也遭到了西方人的诟病和鄙夷。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人的歧视，华工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和留学生们开始在华工中间传道授业，灌输华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赌博和斗殴的观念。在节假日，华工们会组织运动会，搭戏台唱京剧，或者举办舞会，邀请当地外国居民参加。在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后，许多华工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位法国作家曾经描述鲁昂当地的华工言谈举止有如巴黎人到乡下的样子。而当中国人受到英国军官侮辱时，一位华工还击道：“当中国人已是绅士时，英国人还是野蛮人。”
在欧洲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里，华工越来越强烈地希望能拥有一个强大国家支撑，这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1918年，远在欧洲的华工向直隶省由于受洪水灾害而面临饥荒的中国同胞寄去了捐赠钱物。在里昂的华工邰魁义将全部积蓄550法郎捐出，鼓励政府兴国。巴黎和会期间，为了抗议《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为了给驻法中国代表团施压，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的华工毕粹德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邮去一把手枪，告曰“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后来陆征祥挂冠不知去向，接任者顾维钧面对列强疾呼：“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不仅欧洲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将不得安宁，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中国山东。”在各方努力下，最终山东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