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571工程纪要”，有重大疑点
当年，特别法庭指控：“571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30多年的反复查证，官方始终没有提供关于林彪在何时、何地，如何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甚至连一个“批件”的“草本”，都没有找到。
在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这些所谓集团“主犯”，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政变纲领”，而且，在参加过“西郊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成员中，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成员中，竟也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571工程纪要”。更不用说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
为了“自圆其说”，一位原专案组的“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571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571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因此，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关于“571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72年中央文件中讲，“纪要”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纪要”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最新的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狼藉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在“无意之中”,被遗落在一个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纸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大白于天下”？上述那个专案组的“权威”人士，曾闪烁其词地说：“571工程纪要”，还有个“正式文本”，被林彪带上了飞机。对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情节，为什么不在正义的法庭上公布于世？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指出，“周恩来说：林彪叛逃只带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讲用报告，一件是空军大院的第一号出入证。他的文件全部没有带走，什么都可以查清楚”。看来，那个“权威”人士的“说法”，不能在法庭上公开的答案，只有一个：证据不足，难予采信。
在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571工程纪要”，却被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