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之初，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得很厉害。此时，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70年的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和中央委员，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又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以军人特有的方式，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9.13”的历史悲剧。
历史走到今天，同是文革中反对“四人帮”的重大事件，“二月逆流”，是历史功臣;“庐山会议”，却成了“抢班夺权”！历史怎么会认可这样的“双重标准”？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文革中，林彪前后怎么会有这样判若两人的表现？其内在逻辑，又是如演绎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真实的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当年林办的工作人员们说，毛家湾从来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塞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疾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1965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诏”。
可以想见，当时，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绝杀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就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林彪亲自口授并签发了军委八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还搞了一个“军委十条”，作为对林彪的军委八条的修正。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一条看不见的政治裂痕，悄然开裂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授“密诏”，也被毛泽东利用过，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最后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负荆请罪”，也被“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重要的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