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威虎山
江青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做了一些工作，起了一定作用。她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多次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当毛主席批评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时，江青很快行动起来，多次指责中宣部、文化部：“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应该有选择地少演旧戏，多排演新戏，让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登上舞台，占领文艺阵地。”
江青思想敏感，思维敏捷。她一旦发现适合演现代戏尤其适合演现代京剧的好题材，就移植到京剧上来，有时也把京剧的题材移植到其他剧种去，还把有的剧目从外地移植到北京来。据我所知经江青移植的剧目就有六出戏：京剧《龙江颂》《杜鹃山》《沙家浜》《海港》《红灯记》，还有交响音乐《沙家浜》。我详细谈谈其中两出戏移植的情况——
1962年10月至1963年6月，闽南大地遭遇千年大旱，龙海县榜山公社发扬了让水的“舍小家，保大家”的风格。为弘扬这种精神，龙溪地区芗剧团创作了芗剧《碧水赞》，并在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中获得好评。1963年12月，福建话剧团又根据龙江抗旱事迹创作并演出了话剧《龙江颂》，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1964年2月5日至3月15日的40天里，《龙江颂》剧组为首都各界演出达32场，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等中央领导，曹禺、田汉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先后观看，给予了很高评价。
上海新华京剧团也看中了这个戏。在此之前，该团先后排演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舞台上已有了工和兵的形象，正好缺少一台关于农民的戏。1964年，新华京剧团在话剧《龙江颂》和芗剧《碧水赞》的基础上编创了京剧《龙江颂》，剧情讲的是龙江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为解救上游大片良田旱情，不惜承担重大牺牲，在本队水域内堵江截流，最终战胜旱灾，确保了该县当年的大面积丰收。该剧一经演出，便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京剧团《龙江颂》上演之时，正值江青大搞京剧改革。1966年5月，江青在张春桥陪同下观看该剧后很是欣赏，便对张春桥说：“这个戏，我要了！”“新华京剧团今后不能与这个戏再有任何关系！”深受观众喜爱的新华京剧团《龙江颂》因此被迫停演。《龙江颂》停演后，江青并没有急于上马。直到1969年4月8日，她才指令上海京剧团组建了“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组”，并投入排练。
由王树元编剧的《杜鹃山》，原是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于1963年上演的一部话剧，剧中表现了湘赣边界一支由队长乌豆率领的农民自发武装，在共产党派去的女代表贺湘的帮助下打败白匪和地主武装，最后奔向井冈山的事迹。江青在上海看了《杜鹃山》后，觉得这出戏很有发展前途，便将它带回北京交给北京京剧团，让剧团改成京剧。北京京剧团立即组成了创演班子。改编后的京剧情节设置和人物对话很生活化，许多唱段也颇有特色。1964年《杜鹃山》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会。但这次观摩会上，另有宁夏版的《杜鹃山》参加汇演，而且宁夏版的效果更好，以致北京版中的“乌豆”裘盛戎对宁夏版中的“乌豆”鸣盛赞不绝口。江青对北京版有点不满意，公演了几场后就“锁”起来了。1968年，江青主抓样板戏，再次想起了《杜鹃山》，下令修改，由汪曾祺、杨毓珉等编剧，并指定杜近芳替代赵燕侠出任主演，还将剧名改为《杜泉山》。尽管剧组按照江青意思进行了修改、排练，但1970年江青审看《杜泉山》后，仍不满意，尤其对女主角仍用“贺湘”这个名字大为恼火。当时许多人猜测此事可能与贺龙元帅有关，但后经知情者透露，实际是江青的内心一直对贺子珍持有忌讳。
江青对修改后的《杜泉山》不满意，毛主席也有意见，认为《杜鹃山》只反映秋收起义，不全面。江青不甘心，于是指派于会泳负责继续改编，并对剧组说：“《杜鹃山》碰到了一点难题。我们的主席在延安就反对做生日、送礼、命名、立传、拍电影。秋收起义（指《杜鹃山》）这戏，我偶尔讲了一句，主席说不行。不能违背主席的指示，要写不能光写秋收起义，还要写南昌起义、鄂豫皖、湘鄂赣的革命斗争。主席坚决反对搞这个戏，我也很尴尬。这个戏不是我搞的，是上海话剧团先搞的。我付的学费也不少了，你们剧团一年花不了多少钱，电影一年就得几十万……我要到处还账。”于会泳接手《杜泉山》后，立即组织人马对该剧剧情、唱腔、武打等进行了全面改造，贺湘的名字也改成了柯湘，乌豆的名字改为雷刚。同时对剧组人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更动。对于女主角柯湘，江青亲自出马，点将上海青年京剧团的主演杨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