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并非民主主义。虽然二者都强调人民的主权， 但在民粹主义者眼中，精英阶层都是腐败自私的，要加以抛弃；被压抑的全体平民的价值要得到体现，他们应该直接参与政治进程，发起激进改革；政府要绝对顺从全体民众，因为他们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在实际操作中，政党往往以此拉拢民心，从而操控大众、获取权力。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度过了一段混乱凋敝的岁月。直到2000年，恐慌的东部寡头们将经济学家尤先科推上总理位置。他很快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甚至不惜触动寡头们的利益：大量商业优惠条款被取消，寡头寻租行为被整治，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同时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这一度造就了乌克兰的经济起飞：2004年，乌克兰GDP增长率最高达12.1%，在全欧洲领先。不过，寡头们害怕尤先科走得太远，在2001年就把他扫地出门 。
但是，乌克兰社会的深刻变化已不可逆转。日益好转的经济已经使民众注意到了自己和寡头们之间的巨大贫富差异——这些人在私有化进程中以超低价侵吞国有资产后暴富，民众生活的改善却很有限，人均月工资仅有一百多美元。正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次又一次证明，在经济好转时期，民众更不愿意忍受社会不公。这一次，反抗的对象不仅是虎视眈眈的俄罗斯，还是所有盘剥人民的人。他们相信，乌克兰人民有权享有更好的生活。
橙色革命为何失败
轰轰烈烈的橙色革命看似使人民如愿以偿。曾带领乌克兰经济起飞的尤先科如愿成为总统，中西部新富阶级和民族主义力量战胜了亚努科维奇和他的东部寡头阵营。至今人们仍回忆当时基辅充满乐观希望的氛围：示威者彻夜在独立广场上呐喊、歌唱，坚信美好的生活近在眼前。但这场革命最终失败了。自由民主的承诺坠入了民粹主义陷阱，将国家引向灾难。
尤先科竞选时做出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改善公共服务，反腐，减税，等等。一切首先依赖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是贫穷大众的最大期待。 政府将受到约束，充分保障私有财产权，并且改革税制和金融系统以刺激经济 。
一切看起来完美无缺，他的方案得到了欧美各方的赞许。新政府上任后，以总理季莫申科为首的政府开始备战将在2006年进行的议会选举。由于议会中充斥着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当政时期的旧寡头势力，一切复杂的改革和政治敏感的立法活动都必须留待新议会履职之后。脆弱的新政府为了赢得支持，让己方阵营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关键问题：重新私有化。
新政权伊始，各方激辩是否应该进行重新私有化：库奇马时期低价买到产业的企业家应该补足巨额差价，或是政府干脆没收企业，转而卖给出价合理的买方。某些巨型企业如克里沃罗格钢铁厂2004年被阿赫梅托夫集团通过关系以8亿美金拿下，但专家估计它的实际价值应该在30亿美金左右，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单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企业目前蒸蒸日上，重新私有化势必扰乱正常经营、打击经济发展。
在竞选期间，尤先科并不主张重新私有化，而是希望柔和处理，“企业家应该补足差价”。但上任后，他不断受到季莫申科等人的影响，摇摆不定。季莫申科认为这个策略一石三鸟：一方面清算与库奇马政权有关的寡头势力，另一方面让其他企业家从中获利、从而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此外这一民粹主义路线还能讨大众欢心。她在各类媒体上大声疾呼：“所有非法私有化的产业必须彻底收归国有，重新私有化！”她甚至提出应该彻查过去几年中的三千多起私有化案，这将使几千人卷入其中。
这一提议很快收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200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70%的民众认为重新私有化是正义的，“人民公敌”应该受到惩罚。只有10%的民众认为应该既往不咎、赦免相关人员，以换取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鉴于此，尤先科的态度也转向强硬。
这场重新私有化的激辩很快给刚复苏的乌克兰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不安的情绪在商界蔓延，外国投资纷纷止步——谁也不确定投资的企业是否会被没收。到2005年，GDP增长从12.1%跳水到3.9%，投资急剧下降。既然政府权力肆意横行，害怕被波及的企业家自然纷纷寻找新的政治保护伞，反而加剧了腐败，几乎使尤先科的政府改革功亏一篑 。
谁是经济滑坡最大的受害者？并非寡头，而是寻求清算的普通民众。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小撮人独占改革成果，大众却往往承担其代价，不计后果的群众运动往往因此爆发。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乌克兰人的民主政治经验和全局观依然少得可怜。社会上出现了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质疑，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怀旧情绪。绝大多数民众受激昂的民粹主义情感影响，依旧遵循前现代时期的逻辑，将推翻强权寡头视为争取幸福生活的唯一方式。却没有意识到，社会和解在国家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在种族隔离废除后的南非，在南斯拉夫战争结束后的西巴尔干半岛，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