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妓女12年抗争：我要工作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娼，台北市数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争取工作权，要求除罪罚，使台湾社会首次认真面对性产业复杂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问题。
同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姐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她们的抗争，持续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湾决议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红灯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纷争，“红灯区”很快再次被叫停。
性交易除罪化？岛内新一轮民意交锋
对于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岛内舆论曾经有过多次交锋。近日，台“内政部”表态称，未来不排除将实行性交易除罪化，甚至可以探讨实行“一楼一凤”的性产业制度。消息一出，引来岛内舆论口水一片，反对者认为这会造成“全岛皆娼妓，任何地方都能卖淫”的局面。
从废娼到性工作除罪化，连“娼妓”一词也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性工作者”。变化已经发生，且相关的变化亦将持续下去。其实，性工性者除罪化，只算是小小的一步，后续问题不少，例如，台湾真会出现像荷兰红灯区那样的情色专区吗？且在性工作者除罪化后，“一楼一凤”对社区清静的威胁又如何防制？接踵而来的问题，在在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上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
台湾妇女团体反对设立红灯专区，反对性交易。
由于问题牵涉广泛，性交易除罪化的施行仍然步履维艰。但随着台湾社会日渐成熟，民意更加理智，未来也许会找到一条真正理想的解决途径。在一片挞伐声中，台湾性工作者们也只能期盼着，总有一天，她们距离一个平等宽容的社会更近一点。文/方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