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娼妓合法化的民国，逛妓院是一种社会形态。从督军议员到骚人墨客，留下了许多风月故事。但嫖娼是私德还是“公事”，早在民国已争论不休，直至今日。
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这事对他触动极大，导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这位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民国其实极为普遍，绝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
后来，即使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未完全脱离风月，有次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娼妓合法化成为名人热衷风月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
根据王书奴于1934年所写的《中国娼妓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言之，这是上行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