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是否有边界。周作人说得很明白，没有进德会的条条，怕是谁也没法以陈独秀的下三路问题说事；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与私德区分开，借此保护他所欣赏的陈独秀。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
陈独秀由此被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业。
陈独秀在此后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但不妨碍他就私德问题说话。
1936年1月2日，胡适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娼妓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禁止
民国的娼妓问题，一直忽明忽暗无法禁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方得到解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对娼妓业进行了彻底清除行动。政府组织妓女检查身体，入教育院改造，经过学习和改造，在一千多名学员中，总计出院的人数为1077人。
上海实行的是逐步取缔，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直到1968年，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
政府对妓女有病治病，进行职业培训，绝大多数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上海妓女中有900多位去了新疆，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
在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的娼妓，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禁绝。文/叶克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