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的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专题报告。其中，作为国家体改委“笔杆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点将，执笔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份报告，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多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此前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概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
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