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闭馆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重新开门，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与老友们叙旧，谈起博物馆的碑林时称：“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
对话中南海的“四君子”
1979年底，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时王岐山被分到了编纂《民国人物传》的小组。期间，他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王岐山接着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朱信泉曾如此评价。
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文革”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
“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提起当时的年轻人，李银河形容为：“简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压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觉，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就是这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此后，黄江南结识了《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翁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进了这个圈子。这些年轻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未曾想，由于口口相传，讨论会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之众。许多人慕名而来，彼此相互不认识。黄江南形容这样的相逢和聚会为“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
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趣：“我们当时认为，80年代初，中国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很重要，但是咱们小老百姓议论也没用，要让领导同志知道。” 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
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为了这份报告，黄江南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58年、60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社会主义周期性的短缺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政策，那么过去的危机将有可能重现。
在报告中，王岐山主要负责分析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是学历史的嘛，任何一个政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黄江南说。
报告完成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汇报。此后，姚又当面听取了几位年轻人的阐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将报告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