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赵紫阳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实际上，这次对话发生于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这次接见被后来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参与对话的，除了赵紫阳和三位年轻人外（朱嘉明此时在安徽参加改革会议，不在北京），还有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人。
黄江南做了主报告发言。“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黄江南对《中国新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笑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赵紫阳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黄江南认为：“过去的领导层里并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也好，姚依林也好，发展市场经济是共识。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问题，所谓稳健一点或激进一点。从骨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人要坚持计划经济。我们说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实应该说是稳健派和激进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没有的，我从来没见过陈云说要反对改革。”
王岐山那时就提出“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十多年后，王岐山在北京应对“非典”危机时，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困难，来了困难大家才不会怨恨。”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次与中南海的直接对话，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参与国家的变革。“应该说我们的意见当时中央听进去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国策上从大发展转为大调整。从发展政策变成危机对策。”
从此之后，四个年轻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谈。“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认可，凡是我们送的报告，他们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报告就成了一个系列，就叫‘四签名’。后来也不知道谁就给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回答问题。”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