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善后”
3月中旬，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经济上极力资助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台湾因日人占领51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调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劝导台胞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宣告了陈仪治台政策的失败，迫使国民党高层反思并作出一些调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戒严的取消、清乡的终止及循法律途径处治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
为躲避国民党士兵的追杀，数百台籍精英逃离台岛。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尽力。
历史不容篡改
1945年8月，在重庆的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三年小叛，五年大乱’以至日本时代的数十次暴动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而欲争取其应享的自由”，“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发，语重心长，却不是陈仪等官僚所能细加体察的。
回到祖国仅500天，广大台胞实在不满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群起抗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数日内约5000人伤亡，这真是一场大悲剧！
“二二八事件”本是台胞自发的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义斗争，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但蒋介石、陈仪却私心自用，妄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一度高涨的台湾民主政治运动顿时寒风肃杀。国民党当政者对“二二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据台岛，推行白色恐怖，将“二二八事件”诿过于“共党奸匪”的煽动破坏，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为台胞心头最大的禁忌。“日本侵台，绝大多数的台胞是揭竿而起奋勇抵抗的。我们也从未曾期待过日本对抗日运动镇压的平反或赎罪，因为那是罪无可逭(音同“换”，逃避之意)的！然而，台湾光复，可说无一台胞不是欢呼台湾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不要说陈仪竟以‘二二八事件’来回报我台胞对国军的欢迎，即使仅仅是杀一不辜，都不是当时充满祖国热望的我台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
然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借平反“二二八事件”，妄图篡改历史，把台湾同胞这场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说成是谋求“台湾独立”。这种颠倒黑白的罪恶行径是对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的极大侮辱！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广大台胞的悲剧，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横暴践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国人太多的鲜血，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多难兴邦，迎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炎帝、黄帝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化干戈为玉帛”，变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为两岸一统之桥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泪才算没有白白流淌。(褚静涛，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