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时危机四伏
事实上，自日本侵占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光复初期，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然而，“贪污的盛行，经济的统制，生活的困苦，和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许多本来对于祖国具有非常深刻怀念的台湾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丧……而那些少数深中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爱之适足以害之”。国民政府调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可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营，仅50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缉私引发冲突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强烈愤慨，高呼“阿山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狼狈而逃，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广大群众怒从心头起，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群众遂包围宪兵队。
28日晨，广大群众因事件未获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台北市宪警仅500人，不敢妄动。下午1时，一批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欲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顿时群形大乱。
下午2时，广大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宣称：“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已普及无线电广播，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台胞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接台湾民变消息，立即掉头返航。
台籍日本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在台北，台籍精英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群亲历二次大战又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起码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必须注意到，约12万人参加明显有夸大之嫌。
近2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对于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台湾民主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