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的前身是电影《自有后来人》，它的上映和演出至今已五十年了。半个世纪以来，《红灯记》的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但随之而来的也出现了一些误传与牵强附会的“考证”。本文根据作者之一的罗国士的叙述，将《自有后来人》创作缘起及过程详述于后。
“文革”期间《红灯记》尽管被江青等人窃取篡改，但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仍不失占有重要地位。
《红灯记》缘起与创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是黑龙江垦区军旅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从部队刚转业来北大荒的少尉军官罗国士初到荒原。尝到了冰封大地风雪严寒的滋味。他没有被严酷的自然条件征服，而是对这片荒原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心贴近这片土地，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罗国士被安排在农垦局八五〇农场。这个农场是铁道兵转业官兵所建，员工大都是铁道兵的老兵。
罗国士先在连队当了一阵子“农工”后来调到场部宣传科搞新闻报道。这期间他酝酿着写一部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又名《吾土吾民》。这是一篇气势恢宏的大中篇，它包涵了19世纪帝俄对黑龙江侵占，割占江东六十四屯和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世纪对东北的侵略以及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的史实。
1961年罗国士调到八五〇农场子弟校宝东中学任教。宝东中学原是虎林县一所中学，以后划归了农场。早在罗国士去前这所中学已经安排两名从北京下放来的教授和著名的电影剧作家电影《渡江侦察记》、《海魂》的作者沈默君。沈默君原是解放军总政创作室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北大荒。
罗国士在宝东中学很快就结识了沈默君，两人都是搞文学的。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俩很快形成一个共识，将罗国士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改编成电影剧本。罗国士在教学之余收集到当地群众流传日寇占领期间铁路工人对敌斗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对抗日夫妻被日寇抓去后，其儿子在乡亲关怀下逐渐成长为坚强的抗日战士。这个事迹经过罗国士筛选、加工、结构成一门三代非亲非故无血缘关系在抗日的主题下与日寇进行斗争，形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此间，沈默君被调往长春电影制片厂抓编剧去了。沈到“长影”不久，就想到了罗国士手里的小说。他对罗国士说：“可以拿来试试拍电影”。
这是喜讯，罗国士立即请假来到“长影”住进招待所。
“长影”经过研究决定让著名导演苏里负责他们的电影脚本写作。
罗国士与沈默君昼夜兼行地将电影脚本的初稿写出来了。
苏里认真地看了看他们写出的初稿后说：“这怎么能拍电影呢？乱糟糟的。要变成能拍电影的本子。要改！”
罗国士、沈默君按照苏里的思路苦苦思索……
在加工修改的过程中，他俩感到人物、故事都有了但人和事“没有捏到一起”。松散、缺乏贯穿全剧的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