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考证”、“推理”的误区
《红灯记》在全国大红大紫时，好评如潮。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推理、考证式的传闻，而且越传越离奇。
首先，在《红灯记》故事发生地。罗国士多次指出：“故事就是发生在东北某地的铁路上”。“某地”就是某地。然而有些人非要考证出一个具体地点，那就是黑龙江西部的北安、龙镇、黑河一带。根据是《自有后来人》电影文学剧本“第三景”中有这样一句话：“灯光下的龙潭车站，到站的列车把旅客撒满了站台”。在京剧《红灯记》中也有这样两句唱词：“手提红灯四下看，北满派人到龙潭”。于是有人想寻找这个“龙潭”车站。然而在黑龙江全省的铁路分布图上找不到“龙潭”这个车站。考证者们忽然想到北安到黑河的铁路线上有个龙镇车站，便认定“龙镇”就是“龙潭”的原型。如此判断《红灯记》的故事就发生在北安与黑河一带。
这一“判断”使德都县的龙镇小镇一带的旅游业大为兴旺，因为在龙镇站上挂出了醒目的标牌：“《红灯记》故事发生地”。于是每到夏日旅客纷至，财源滚滚。
密山市也不甘落后，标榜出他们那里才是《红灯记》故事发生地。根据是《红灯记》中有一“跳车人”这“跳车人”经查证是当时中共北满省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交通员。此人有名有姓且生活在密山。而且密山又是交通线上的一个联络站。
听说还有的地方为了开发旅游资源，也在尽量将《红灯记》的故事拉过去，以便打造名牌。
我曾亲自询问罗国士，这龙潭车站到底是怎么来的？他肯定地说：“我是随便想的。有句成语‘虎穴龙潭’。北安我都没去过。”
关于“跳车人”罗国士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也不知道有交通员的事，有的人想象太丰富了。”
又有人考证出来：既然认定《红灯记》故事发生在北安一带，伪满时北安的监狱是当时最大的监狱，说李奶奶与李玉和就牺牲在这座监狱里。
就此事我也问了罗国士，罗说：“我不知道日伪时期北安有这样的监狱，当然我也就不能想到这一点判断是后人加的，与作者无关。
《自有后来人》电影上映后，罗国士与沈默君已没有联系了。罗国士说：“我们仍然是朋友”。
2010年10月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红灯记产生在北大荒》的文章。密山市一位搞史料的同志见报后来电话，给我提供一个令我吃惊的资料：沈默君与罗国士为著作权问题曾在密山法院打过官司，对簿公堂。还请了当时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前来作证。
在吃惊之余我沉思这绝不可能。但当时我还未与罗国士联系上，无法求证。2013年我与罗国士有了接触后我问及此事，罗哭笑不得，慨叹不止：“哪有这事啊，荒唐！”
以上说的这一系列的推理、猜测、考证、牵强附会以及“对号入座”式的人物追索等等，弄得《红灯记》扑朔迷离，云遮雾罩。
《红灯记》产生已半个世纪，两位作者沈默君已辞世多年，罗国士也至耄耋之年，如果再不将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予以澄清，将遗憾终生。
罗国士对《红灯记》的故事再次做了一个小结：《自有后来人》是《红灯记》的前身。这个故事是反映东北某地的铁路工人在民族危亡时期与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的斗争。剧中的李奶奶、李玉和、铁梅以及鸠山、王连举等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但放在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又都是真实的。
我想起《红楼梦》问世后就有人不断地寻根问底找荣宁二府、大观园的地址。有的说是南京某园林；有的说是北京某王府……如果曹雪芹地下有知他会大声疾呼：“先生们，你们别费心了，这是小说！”
《红灯记》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剧，一个编出来的故事。那些关心、爱护这个剧的热心朋友，别再做现代的“索隐派”了，正像罗国士说的：“戏者‘戏’也，都是虚构的”。
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是《自有后来人》或是以后的《红灯记》，它的根都是在北大荒，作者是在这块土地上创作完成的。罗国士对这片黑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黑龙江垦区出现了第一次文艺高潮，《红灯记》正是在这次高潮中涌现出来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