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地方民主自治
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是陈仪设计提出的，如今面临瓦解之势，对其政治声誉可谓沉重一击。驻台军队兵力单薄，根本不能与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相抗衡。大陆籍官员深叹：“事件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不答应也是不行的。只要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不当处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陈仪只得息事宁人，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各县市亦成立类似组织。为避免事端扩大，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台籍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毫无思想准备，在广大群众的感染影响下，也投入了这场运动，各级民意代表、地方显要担任组织领导工作，并不满足于缉私问题的处理，转向政治改革，寻求参政之路。陈仪不得已尽量满足台胞的要求：“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陈仪为国民党内政学系大佬，治台班底系其旧部，CC系无从置喙，陈果夫遂任命心腹李翼中为台湾省党部主委，实则就近监督陈仪。台籍精英蒋渭川、王添灯等人均为光复后国民党吸收的党员。处委会成立之初，委员以国民党党员占多数，但台湾省党部故意不去控制，或施加影响，而是任其发展，“坐视事态恶化”，等待收拾残局，逼走陈仪。
台籍精英未料到轻而易举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要求节节升高。3月7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之省参议会)之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其他县市的台胞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台胞不满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政治，追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台籍精英积极追求“高度自治”，但对步骤与方法则意见不一。激进派王添灯等人，准备于3月15日前接管长官公署各机关。温和派蒋渭川等人，主张适可而止，不能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对“四十二条”持否定态度，后当处委会以大多数通过时，他即宣布退出。中间派的周延寿等人也认为不能太刺激政府。3月8日，处委会发表声明：“3月7日本会决议提请陈长官采纳施行之四十二条，因当时参加人数众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本会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到；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
台籍精英缺乏行政历练，取代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权力后，拿不出处理失序状态的可行性办法。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在讨论各处局长人选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怒吼”。群龙无首，互相攻讦，场面十分混乱。吴浊流回忆：“在民间有各种代表参加(处委会)。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去参观。民间代表之主要名单，很多是爱出风头、吹牛皮、虚伪的人物。其中，也有不少‘友仔’(混混、凑热闹者之意)。因为是这种集团，所以会一开始就争先恐后地任意地发言，自我宣传，喋喋不休地说出荒唐的意见，一点秩序都没有。尤其是‘友仔’的发言，大部分和本事件的处理无关，听了使我厌烦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