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传承 英杰辈出
为保卫共和，李曰垓在护国战争中出生入死，直到成功。蔡锷因喉疾去日本医治后，李曰垓与唐继尧的关系因政见不同而决裂，被迫流亡香港、上海、苏州达六七年。1927年2月，唐继尧下台，当年5月病故。次年，龙云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
流亡香港和苏沪期间，李曰垓开始对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进行反思，对中西文化和哲学进行深入的比较思考，并在苏州与章太炎研究国学。
1928年，李曰垓在大病恢复中从沪回到昆明，常有客前来探望，询问护国始末及感想。原来，唐继尧在势盛之时，他的属僚说“共和”是唐一手“再造”，把护国的胜利果实全挂在唐一人的功劳簿上。另外，护国讨袁首义之后，社会上曾出现过护国军定名种种谬说，以致舆论文章对护国战争常史实混乱，是非不明。
李曰垓本是耿直赤诚之人，当时耳闻种种谬论，如块垒在胸。后来应友人之邀和报社之请，李曰垓为“存护国军之本末，使不终泯”郑重载笔，以问答形式对云南护国讨袁史实，作《客问》一篇，以客观态度记述护国运动之发动、定名和入川作战过程，实事求是分析当时局势，并有尖锐评论。
文中讲述蔡锷来滇前，云南军民已经自主发动反袁活动，记述了护国战争中云南人民的沉重负担与无私奉献，“征调频繁，供应无艺，死亡转徒，十室九空，竭云南之力，以抒国难”。他总结护国战争的教训，得出“潮流不可违，武力不可持，人民不可欺”的结论，并说“袁氏如不失人心，则护国军亦无能为役，此则不易之论也”，强调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
李曰垓在所著《客问》中，述及“护国”定名时写道：“护国军之命名，意在此，吾当时实发此议，松坡（蔡锷）遽赞成之，其后一国风靡，各处皆有护国军，一时如火如荼。”
李曰垓出身于儒商之家，自幼习文，壮年从政，一生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民族及云南的进步事业而勤恳实干。李曰垓的人生经历堪称精彩，而他的下一代更是给家族增添了荣光。李曰垓生有四子一女，其中长子李生庄、次子李生萱（艾思奇）取得的成就广为人知。
在李曰垓的几个孩子当中，长子李生庄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李生庄曾在回忆中表示，父亲是一个对孩子民主宽厚的人，因为李曰垓身体力行的影响，孩子们都跟他一起走上了救国、报效国家之路。
1912年，李曰垓夫人寸宽福带两岁的儿子李生萱从腾冲到昆明。蔡锷在滇期间很赏识李曰垓才德，公事尤多依重，军府机要也多所参划。因此，蔡锷与李曰垓私交笃厚，过从甚密。李曰垓夫妇特意带儿子小生萱拜见蔡锷。当时，蔡锷见小生萱聪颖，十分喜爱，收为义子取名“翼武”，寄托着救国理想，也使李生萱多了一位受益终生的义父。李生萱自两岁起就在父亲李曰垓身边，接受着那个时代的革命熏陶，接受父亲的启蒙。
李生萱的成长一直伴随着父亲、义父、五叔、大哥在实践中的亲历亲为，这必然的潜移默化，对他幼小心灵产生着重大影响，日后他逐步成长为一个哲学家、一个革命者，这与他的学者、革命者父亲——李曰垓是分不开的。文／本刊记者 余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