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垓与夫人寸宽福
李曰垓素以文章自负，所拟文稿不许别人改动一字。可是，官场之中容不得太多的“书生”气，李曰垓的一身正气、文气很容易招嫌惹怒。蔡锷与李曰垓私交甚笃｀，深知他的性格，对他十分尊重，曲意听从，平时以“三哥”相称。李曰垓不仅是蔡锷的智囊，也是他的结义弟兄之一。两人常常共居一室，情同手足。李曰垓感激蔡的知遇之恩，凡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与蔡意见不合时，他也敢于据理力争。
值得一提的是，“护国”一名系李曰垓所拟、蔡锷拍板敲定，后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护国”之名从此载入史册。
云南正式宣布起义之前，唐继尧已先后派出两个营为先头部队，以剿匪为名，出发赴滇边境预做准备。其时部队仍沿用滇军固有编制。李曰垓认为由于“事初起，仓促调发，尚无名义”，“然名义不定，内不足以明系统，外不足以正视听”。为了出师立名，蔡锷援引永乐靖难的例子，主张用“讨逆”或“讨贼”。但李曰垓不同意，说“欧战初期，欧人无暇东顾，日本大隈内阁正以二十一条约恫吓我国。袁遣使去日本，俨然以石敬瑭自居，日本也想利用袁贼为刘豫、张邦昌之流。拿破仑称帝，共和亡而国未亡，袁氏称帝，恐共和亡而国亦亡。讨袁关系国家存亡，已非一般叛逆可比，而是护卫国家之举，应以‘护国’立名”。
蔡锷对“护国”一说深表赞许，频频点头，和身边的唐继尧低声讨论了一会，然后说：唐公和我认为李曰垓的意见很好，以“护国军”作为我们军队的名号非常好，大家看同意不同意？与会众呼：“同意！”“护国”一名遂定，“护国军”一名也由此衍生。已受命出发赴川在滇边境途中的步一团、步七团改用护国军名及建制。
投身政界 书生救国
李曰垓的父亲李德润自幼便聪明好学，后因回民反清，战乱频频，无奈辍学随其父避战乱到缅甸经商。在商场摸爬滚打，李德润不断累积原始资本，逐渐成为滇西具有代表性的儒商。李德润处事精明果断，待人伉直不虚。然而，他总以自己少年辍学不能以文章立业而深感遗憾，晚年奋发苦读，以示范儿孙。
李氏家族人才济济，李曰垓是其中最具传奇性的一位。他精于文韬武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曾被大学问家章太炎称为“天南一支笔”。他的著述颇多，有《天地一庵诗文抄》5卷、《客问》、《漫汗录》、《文牍篇》、《滇缅界务说略并图》等。他的诗文《双杉行》至今仍镌刻在石头山中。遗憾的是，“文革”中“破四旧”，两木箱手书及相关文献遭到焚毁。
李曰垓自幼体弱多病而聪明早慧，性格沉静而勤于思考，7岁启蒙，9岁受业于同乡举人、知名学者寸佐庭，11岁即通读《资治通鉴》，14岁考中秀才。李曰垓年少即长于诗文，多以稿赠人，少有留存，族人称其文章有“奇气”。
1903年李曰垓考取新开办的昆明高等学堂，为第1期学生，师从清光绪八年进士、云南宿儒陈荣昌，陈荣昌时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兼全省学务处总参议。李曰垓以陈先生主讲的经史策论为主课，词章为次。在同学中，李曰垓与罗佩金、赵伸等交谊甚深。康梁变法及义和团诸事件发生之后，国家外受帝国主义欺凌，内则封建王朝腐败无能，国势孱弱。激于救国热忱，他们暗中组织一个小组，宣传时政，鼓吹摧毁封建制度，反对清王朝。而且，他们设法从省外弄进《訄书》、《革命军》、《新湖南》进步刊物，秘密传阅，扩散革命思想。李曰垓曾向朝廷当局上书滇缅边务，提出开发边疆、划定边界、兴办教育等筹边意见。
1904年李曰垓于云南高等学堂毕业，因德才兼备而得陈荣昌特别器重并寄以厚望，提名李曰垓报考京师大学堂深造。云南巡抚林绍年遂行文向北京呈报，李曰垓即以此赴京参加国立京师大学堂考试。当时，云南选送考生仅李曰垓被录取，入本年新开设的经济特科攻读，偏重政法和哲学，并力攻英文。由于本年朝廷未开科举，京师大学堂招生考试遂成为全国最高级别考试。在学期间，李曰垓结合选学课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哲学及对东西方哲学的比较。那时，他结识了黄兴、居正、胡汉民等革命党人，看到《民报》所载孙中山的论著，认为他的主张指明救国方向。李曰垓还成为留日滇籍学生出版的《滇话报社》特约撰稿人，也是柳亚子创办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成员。
1908年李曰垓于京师大学堂毕业，授举人、内阁中书科中书。回云南时，李曰垓取道水路经香港缅甸仰光。在仰光，他经黄兴、李德贤介绍加入同盟会，接受同盟会仰光支部筹划起义的任务，回滇以办学为掩护，对民众灌输革命思想，广造舆论，为发展边疆革命组织，推翻清朝统治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