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永远是大家的大姐
1985年5月7日，我接到原南京《新民报》记者、当时是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钱辛波同志打来的电话，说是邓大姐要会见从国外来访的老记者陆铿和赵浩生以及几位当年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老编辑老记者，其中有我和我爱人高集（可惜他刚好出差，未能出席）。时光流逝，又是二十多年没有见到敬爱的邓大姐了。
8日上午，我们一行提前到了人大会堂台湾厅。十时整，邓大姐穿一套浅灰色条子毛料西服，在秘书赵炜同志陪同下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的面容还那么慈祥，风度还那么潇洒旷达，思维和记忆力还那么敏锐清晰，虽然多年不见，大姐仍然能叫出我、我老伴及我姐姐的名字。她挨着个跟大家握手问好。在那天见面的同志中，有的当年在梅园新村和大姐只有一面之缘或只见过一张名片，但大姐几乎都能—一辨认，当她看到当年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祝修林、朱恒龄等，至今还活跃于新闻工作岗位，大姐面带微笑表示欣慰。原《联合晚报》驻南京记者陆慧年向她介绍当年《南京人报》记者，如今是中国新闻社记者的王孚庆说：“当时中共办事处撤离南京的告别声明以广告形式刊于各报，就是通过他弄出去的。”大姐连连点头赞许。在北京出版社工作的金光群，当年是南京《新民报》记者，邓大姐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的夫人王贤珍同志在妇联干得可出色啊！”邓大姐从人群中看到著名老记者徐盈，满怀深情地说：“我多么惦着子罔，哪天我一定要搞个突然袭击，去你家看望她……”（注：彭子罔为原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夫人）后来听说当天下午邓大姐就着人给子罔病塌前送去一筐清香扑鼻的苹果……没有变，数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邓大姐还是那样真诚、热情，没一点首长架子，象在重庆、南京一样。
“四十年前我们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相见，现在是在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相聚，我心里多高兴……”大姐落座后说的这几句深情的话，立刻拨动着大家记忆的琴弦。四十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一隅，在四面狼犬的眼睛监视下的梅园新村，周总理和邓大姐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在处理国共谈判千头万绪的繁忙工作中，还经常接见大家，亲切交谈、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破坏谈判蓄意打内战的阴谋，阐述党的坚持和平反对分裂的正义主张。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使许多受国民党蒙蔽的记者擦亮眼睛。记得在 1946年11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被迫撤离南京前夕，还分别单独接见南京一些报刊主编、记者。一天夜晚，总理和大姐把我们找到他们的卧室内，亲切地和我们话别。由于自己太幼稚，看到和谈破裂，又不知何时再能见到周恩来同志和大姐，流露着无限怅惘和惶遽情绪。总理和大姐见此状，都以坚定的口吻说：“我们会回来的！有两种不同的可能：一种是打回来；一种是打了一半，他们再请我们回来。”对他们的高瞻远瞩，当时自己并不真正理解，但总理和邓大姐在任何逆境中从不丧失革命信念的精神有如三春光辉一直滋润着我的心。
邓大姐向海外归来的陆铿表示欢迎。陆铿曾是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兼采访主任，现在是美国《华语快报》发行人，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他回忆往事，神情也有点激动： “回想当年在南京国共谈判期间，您和总理对我们如同对小兄弟那么爱护、那么亲切。不管提什么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即使三更半夜把总理吵醒，向总理采访，您也没有抗议过……当时在谈判桌上，看到总理进行艰巨的斗争，有时义正词严，声泪俱下，一些为和平奔走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等也常常急得跺脚，这一切，使我终生难忘。特别您在十年文革动乱中得以幸存，有如松柏之枝，经冬犹茂，实在令人高兴！今天我看到您，仿佛又回到那些日子——我26岁的青春年华……”
大姐默默听完这番话，说：“你对过去的事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亲切。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在困难中我们曾共同工作过，大家做的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大姐环视一下大家，看到当年的英俊小生如今已是皓然白发；从前的年轻姑娘，如今已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了。她感慨地说：“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不会老！ 在和平环境里，我们的工作精神，要永远保持革命年代的劲头。”
这时大姐从发扬老报人的革命干劲谈到当前新闻工作。她说，最近各报发表了1955年恩来给我的信，信上说：“文仗和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新闻工作就是打文仗，怎样打好这个文仗，值得好好研究。邓大姐在这里坦率批评当时有些新闻报道不对劲，报道是报道，思想上没面向群众，没有把重点放在读者方面，八股味重。如有些活动大家谈的很融洽，气氛很活跃，但新闻报道只说：“在亲切友好气氛中”，连活跃两字都不用。大姐还对当时一些报纸作了比较，她对《团结报》负责人之一祝修林说：你们报就比《人民政协报》办得生动活泼，他们应向你们学习……大姐这番话使我联想起她在1963年的那次谈话，她很希望报纸办得丰富多采。反映广大人民的心声。她一贯关心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正说着，原重庆《中央日报》记者、美籍学者赵浩生先生进来了，他因迟到向邓大姐表示歉意，并用一口河南乡音向大姐问候。邓大姐对他说：“周总理逝世时，我知道你曾来吊唁，今天向你表示感谢。你几次回国我都知道，您写的文章我都拜读了…你们对祖国对台湾问题都比较关心，对外面情况也比较熟悉。”说到这里，邓大姐风趣地说：“今天倒过来我当记者，向你们采访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对国内印象如何？ 二是台湾问题你们认为该如何解决？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陆铿爽快地回答说：“关于第一个问题，近几年我回来过两次，这次是第三次，我感到一次比一次变化大，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老年人劲头也那么大。如我拜访了梁漱溟，他已93岁高龄了，还那么精神。他认为国家局势稳定，前途光明。他是看问题持稳重态度的人，尚能有此看法，可见一斑。”接着陆铿谈了台湾的一些现状和他的看法。
话题从台湾问题转到知识分子问题。赵浩生说，在海外华侨和侨裔中有十万左右都是科技人员，许多人在各大公司工作，有不少人愿为祖国做点事，国内抓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他们会有好的影响。
邓大姐说： 你们的意见很重要，中央正大力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下面也有各行其事的，所以还有许多政策没有落实。万事开头难么！如今“文革”欠账还得差不多了，但房子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住户不走，原主就不能搬入，就只好另盖房子。说到这里，邓大姐语调有点沉重：要处理的问题一大摞一大摞，我们不仅搞和平建设，对世界上的事务，还得仗义执言……事情多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和谅解。陆铿提出：“在座的一些同志，有的隔了三十六年才见到您。你们在台上，我们在台下，遥遥相望，不容易见到啊！我建议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日子在北京举行当年参加采访和谈的老新闻工作者的聚会。”
邓大姐会意地说：你的建议可以考虑，你的批评，我要承担一定责任。现在有些人觉得党与以前作风不同了，这事有主观原因，但也有客观原因。以前活动天地就是曾家岩、梅园新村，现在局面大了，事情多了，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象延安时代，住的地方集中，我见毛主席，敲敲门进去，就见着了。另外，也不能不承认自然规律，老了，许多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去年政协开会，我参加小组讨论会，几十个组分布市区和郊外，我拼搏一气，想多跑几个组，但就是跑不赢，最后还是工作没做到家，四面受“攻”。
陆铿插话：“如果共产党员都象你那样就好了。”
邓大姐继续说：让我当政协主席，我感到担子太重，两年前我就要求退休，退休后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中央不理我，一句话：“时机未到。”说到这邓大姐诙谐地说：“我成了保护使用的人啦！”接着她热情地说：“许多人体谅我，怕我年纪大，身体不好，不好提出见我，其实我还是很想见见大家的，尽管提好了，当然见不见是我的事”说完，大家都笑了。
大家关切地问大姐有没有写回忆录的计划，大姐说：现实的事情整天忙不完，没时间去回忆；活人的事忙不完，只好把死人的事搁一搁。
大姐还谈了一件有趣的事：“有次一位日本友人跟我叙家常，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我说我没儿没女，他说你不觉得寂寞吗？我说我现在没时间去感到寂寞，说真格的，这决不是什么外交辞令……”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邓大姐还另有约会，大家起身告辞，临别摄影留念时，大家怕她太累，请她原地不动。但她坚持健步走到厅前和大家一起站着照相，照时还一个劲谦让地往边站，说：别老让我站在中间……
我站在大姐身边，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大姐啊大姐，您永远是我们的大姐，永远是我们的亲人。
《一代伟大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