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拉着我的手把我上下端详，然后高兴地说：“瞧你活的不赖嘛！”往后又重复说了几次“今天瞧你不错，我很高兴”，显然大姐是知道我1957年以后的经历的。大姐这句话饱含了多少关怀和爱护，我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来。我说想不到大姐还这么健朗，大姐用手撩撩头发说，头发是上了色的，我几年来不吃药不打针，每天坚持锻炼二小时。大姐向我问长问短，问我有几个孩子？问高集身体如何？问长期卧病在医院的我姐姐高灏以及姐夫朱洁夫的情况，她关切地希望高灏能早日病愈出院。敬爱的大姐，心里总装着别人，连我们这普通的一家人她都记得那么清楚。由于紧张激动，我的手有些凉，大姐很快发现，让我捧起热茶杯来暖手。
我和大姐回忆起二十五年前在广州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大姐说她那时才35岁，我说当时大姐已是我们年轻人所仰慕的革命前辈，使人感到比实际年龄大。大姐说：“当时有我们顶在前头，所以你们就显得小了……”大姐这番话，使我心潮起伏。大姐从十五岁时开始，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艰难困苦中开辟革命的道路，建立了令人钦敬的业绩。我当时自认为是一个犯了大错误的人，没想到她依然把我当作革命队伍中的小妹妹一样看待，怎不使我百感交集呢！
正说着周总理进来了，是在工作间歇中回来转一下。总理身穿半新旧的藏青色中山服，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气宇轩昂。他一进门就叫“小超”。转脸看到我，立刻认出我来，亲切地叫我“小高”。
话题转到了约稿任务上。邓大姐说，写稿没时间，但这个戏是看了，她认为空政话剧团演得比较朴实，富有激情，演得不错；她说，前线话剧团演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她也看了。看来当时一些热门的话剧，大姐都看过。大姐认为《年青的一代》很有现实意义，当前干部子弟的教育是个迫切问题，有百分之几的干部子弟不行。她说时，总理也插话，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邓大姐还跟我谈到当时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阳翰笙的力作《三人行》，这个戏写的是三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土改中的表现。大姐突然说：“我来考考你，你认为这个戏存在什么缺点？”我当时吃了一惊，以为这个戏一定有什么问题，一时语塞。大姐和总理见我有些尴尬，立即鼓励说：有什么意见尽管说，说错了没有关系。我嗫嚅着答不上来。大姐说：我认为戏中主角赵文浒的儿子进步太快了点，1948年我在解放区下去搞土改，还象孩子似地，许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弄明白的，而戏中赵文浒的儿子下去后却很快有了突出的表现……总理在一旁微笑着认真地听着。大姐这么一说，我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看得出，总理和大姐是很重视阳老这个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戏的。大姐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要考一下我这个副刊编辑的认识水平。这启发我以后一定要加强业务学习。
邓大姐和总理还饶有兴趣地问我：昆曲《晴雯》看了没有？我说没有看，邓大姐问我为何不看，应该看啊！《 晴雯》是由红学家王昆仑和王金陵编剧，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它出自大手笔，文采斐然，内涵深刻，排演过程中总理曾予很多关怀。邓大姐的询问，表现了她对我国优秀的昆曲艺术的珍爱之情。
邓大姐还谈到当时知名的歌唱演员马玉涛、王玉珍等人的演唱。她认为她们的负荷量太大了，很担心她们把嗓子唱坏。她呼吁有关领导要注意保护演员的嗓子。邓大姐主张适当提倡合唱，既可保护演员嗓子也可使节目多样化。谈到这里，似乎总理与她有些不同看法，他们似乎小声争论了几句。
过去我以为只是总理关心文艺，今天发现原来邓大姐也一样关心着我们的文化事业。过去听说总理最爱护演员的健康，演员唱多了，累了，总理就打电话劝他们休息。现在知道邓大姐和总理一样，同样是文艺花园中的护花使者。
从文艺谈到报纸，邓大姐说她是常常看报的。总理插话说，“有时候，我没时间看报，就从小超那里听点……”
关于大公报，邓大姐说大公报副刊的有些文章、画，她看了，还是比较喜欢。她认为大公报虽以财贸为宣传重点，但有个文艺副刊还是好的，这样可以活跃版面。1957年后，报纸一直批判新闻出版方面的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而且文艺最易招惹是非，所以报纸该不该有副刊，在新闻界一直有争论。邓大姐这番话给了我很大鼓舞，当我回去向报社同志传达了邓大姐这话时，大大增加了副刊同志的工作信心。
我这次还亲眼证实了人们流传已久的评语，说总理和邓大姐是革命伴侣、模范夫妇，感情弥笃。这次从他们和我的交谈 中，我看到无论一言一笑或是遇到不同意见进行探讨，都是那么和声细语、两情眷眷，相敬如宾，两颗伟大的心灵之间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温馨的感情，象冬日的阳光温暖着我和周围的一切。
这次难忘的采访结束了。临别时，大姐亲切地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