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庆时代的邓大姐
1944年我在重庆新民报工作。当时因为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张晓梅同志那里，因而有机会到那里去看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数年不见，邓大姐因长年奔波劳碌，且加生活条件艰苦，脸上显得清瘦，身体也不太好，但她还是那么和蔼可亲，豁达大度，精力旺盛。虽然广州只见过一面，大姐仍还记得我，亲切地唤我“小高”，热情地问起当时在江西的我姐姐的近况。有时遇到我爱人高集在场，大姐就风趣地喊我们“一般高”。当时大姐在南方局主管妇女工作，是张晓梅同志的顶头上司。在邓大姐的领导下，晓梅同志在思想上学习上处处给我以关怀和帮助。凡是办事处有意义的活动都让我参加。
（l）国共谈判桌上的“女强人”
1946年初，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拉开序幕，邓大姐是中共代表团七位成员之一，在长达数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中，她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一起，同国民党代表面对面地进行了复杂的斗争。邓大姐在谈判桌上的发言，赢得很高评价。有次会议讨论国大代表问题，这是整个会议的重点问题之一。国民党无理坚持要各党派承认十年前由其一党制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及据此选出的九百多名所谓“国大代表”。邓大姐当场作了有力驳斥。我听当时参加会议采访的我的爱人高集回忆说，邓大姐是当时唯一的女代表，她发言清晰、嗓音脆亮，逻辑谨严，风度自如，一开口就吸引大家注意。当时的《大公报》发表了会议报道介绍说：“她（邓颖超）手持会议印发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小册子，说那都是十年前制订的，旧代表也是十年前选出的，已不合于今天的情况了。于是她举出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许多条文，—一解释，说不合于民主的原则，尤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候补执监委指定为当然代表‘是中外所没有的’。而且国民党六全大会所选出的执监委有四百六十名之多，‘那是国民党党员选出的，不是人民选出的’。同时，她认为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人民经公民宣誓后才有选举权，是限制了人民的选举权。她当场手举公民誓词一份高声朗读，并笑着说：‘在座的社会贤达大多没有宣过誓吧？’没有宣誓就连公民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就誓词的内容而言，人民在未获选举权之前已先限制了思想自由。她又举出选举法第四条，其中规定：‘背叛国民政府，经判决确定或尚在通缉中者，不得有选举权’。十年前这是针对反对党中共的。所以她的结论是：国民大会代表是在极狭小的基础上选出的，广大人民被拒于选举之外，代表应当重新选举，不合民主原则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应予修改。”报道最后写道： “对于这位女将，没有人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发言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无可辩驳，旁听席上有人不禁赞叹说： ‘政治家当如是也’。”
还值得一提的，参加这个会的都是当时国民党、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精英，其中如国民党的王士杰、邵力子、民盟的罗隆基、张君劢、无党派的傅斯年等都精通法理，富有辩才，而邓大姐竞以其雄辩的演说，语惊四座，驳得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使与会代表和记者都很钦佩。
（2）爱护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在重庆时期，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1945年，邓大姐和周恩来从延安来重庆，给大家带来了珍贵礼品，就是延安人民用士法生产的毛料，也赠给我和爱人一份。记得它是咖啡色，质地虽粗，但它渗透了边区人民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的精神及大姐的深情厚谊。我们拿到这份厚礼，又感谢又惭愧。同时，大姐又拣了份同样的礼物，由我转赠重庆著名企业家胡光鏕及其夫人孙德。
孙德是我姐姐高灏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抗战前夕，她改名熊辉，在上海参加金山、赵丹等主持的进步剧团演戏。抗战后，又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一段时期。不久就同胡光鏕结了婚。胡是四川著名企业家，对四川经济建设颇有贡献。孙德自与胡结婚后，就与重庆进步的戏剧界疏远了，但邓大姐还是热情地关怀着她。后来我听张晓梅同志说：孙德才貌双全，胡光鏕在经济工作上颇有所长，大姐和总理是很爱才的。还说孙德在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就备受恩来同志和大姐的照顾，所以他们之间一直有联系。
那次大姐特派办事处一位同志由我陪同把毛料送到胡光鏕家，胡和孙德极为感动。他们重视的当然不是这份衣料，而是来自延安的这份可贵的情谊。
抗战胜利后，胡光鏕和孙德迁居上海，还约同我的爱人去拜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受到恩来同志的亲切接待。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到了北京，有一次见到邓大姐，邓大姐问起孙德的情况，我知道在上海解放前夕，宋子文曾邀胡光辘到广州或台湾去办厂，胡正举棋不定。于是将这情况向大姐作了汇报，大姐恳切嘱咐我回上海后劝告他们别走，但待我回上海时他们已去台湾了，因而未能完成大姐的嘱托，深感遗憾。
从此事，可见邓大姐和恩来同志总是尽可能地爱护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且是无微不至，仁至义尽。
1958年我因“右派”问题发配北大荒劳动，六十年代初调回报社，在大公报副刊“文化园地”编辑室工作。1963年11月北京正上演一部话剧《年青的一代》，许多报纸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报社领导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关心青年教育问题，让我写信请邓大姐联系这个戏谈谈这方面的意见。信发出没几天，我便接到电话，是大姐的秘书张元打来的，她告诉我11月8日下午四点邓大姐接见我，让我准时到西花厅来。接完电话，我思绪万千，激动不已。自 1957年那场灾难后，迫于形势，连些亲朋好友都躲得远远的，没想到敬爱的邓大姐还记得我，而且百忙中竟抽空接见我，自然感到无限欣慰，但又觉得对不起多少年来党和邓大姐对我的关怀。如邓大姐责备我，我又怎样回答呢？几天来，我一直陷于复杂的心情中。8日中午我专门去理发店理了头发，穿上自己珍爱的藏青色毛料西服，尽量把自己打扮得精神些。下午三时即从报社出发从西门进入中南海往西穿过一些亭台楼阁，来到一个院落，但见这里金菊盛开，花木扶疏，显示了一派生机。我感到这里似曾相识，想起1950年在总理和邓大姐的盛情邀请下，曾到这里吃过一次饭，同席的有孙维世、张瑞芳、金山等同志。当时我在大公报北京办事处任记者。我爱人高集肺病初愈。席间周总理和邓大姐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邓大姐还现身说法，传授她战胜肺病的经验。饭后周总理还向我了解大公报驻京办事处的工作情况，称许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干部有强烈的事业心，某些办报经验和传统还值得借鉴，勉励我把工作做好。
怀着这种美好的回忆，我随同前来接我的张元同志进到西花厅的客厅。客厅并不大，室内陈设整洁朴素，靠北边茶几上放着一些小摆设，记得有一个玲珑的绢制小姑娘，厅侧是一排书架，上面放了许多杂志和书。我有点紧张，心怦怦直跳。刚坐定，邓大姐就笑吟吟地从卧室走出来了。她穿件毛衣，外套坎肩，虽然多年不见，还是那么精神，头发黑油油的，雍容大雅，风范依旧。看到大姐慈爱的笑容和听到她亲切的声音，我的紧张心情消失了，我激动地紧紧握着大姐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