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室直到倒台的时候，新军也只练成14镇，兵力约20万人。花费了无数国币帑银练成的14镇新军，不仅没能支撑住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反倒成了军阀们拥兵自重的资本。在这些新军中位于北京附近的有6镇，称为“北洋六镇”，乃是拱卫京师的精兵，可称是操居中驭外之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3岁登基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就看出袁世凯兵权太重且居心叵测，想杀之而夺其军。然而朝中大臣皆言如此必起兵变，而且驻京使馆的洋大人又出面干涉，结果保住袁世凯一命。此后袁世凯虽被赶回河南老家，却仍然遥控其6镇军队。
辛亥革命以1911年10月10目的武昌起义而爆发后，清政府指挥不动北洋军，只好再请袁世凯出山。而袁某人却以这“北洋六镇”精兵为筹码，内逼清帝逊位，外迫孙中山交权。孙中山在取得袁世凯建立共和的允诺之后，遂辞去临时总统而让权。
袁世凯窃得国家权柄之后，食言而肥，欲登基自立为帝，建中华帝国，定国号为洪宪，惹得普天之下人神共愤。1916年末，蔡锷、孙中山起而护国，南方数省宣布自治，继而起兵伐之。袁世凯众叛亲离，羞忿交加，一病不起，不足百臼便在国人的唾骂声中呜呼哀哉了。
袁世凯虽已身殁，北洋军阀势力仍在，分化成直、皖、奉等派系，都割据几省地盘，各路军阀还连年混战。老百姓本指望止戈为文，化剑铸犁，过几天太平日子，谁料想赤县神州依旧是白骨露于野，民不聊生。
国家积弱不振，有识之士纷纷挽袂而起，遍求强国救民之道，以期挽解黎民于倒悬之苦。
孙中山虽然一再起兵，讨袁、护法、北伐，依靠的却是西南军阀。这些粤、滇、桂、湘各省的军阀都以拥孙为讨得薪饷的手段，全无一点革命色彩。孙中山能从海外华侨那里募得款子，一些武人还能表面效忠，一旦北洋军阀以更多的钱收买，马上就会发生叛乱或兵变。1922年孙中山最信任的陈炯明率粤军叛乱并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就证明依靠军阀的道路根本走不通。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探求解救民族危亡道路的志士仁人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在本世纪初，绝大多数出国求学的人东渡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就分别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和帝国大学，在那里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传回中国。
自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后，中国人反日情绪高涨，留学日本的风潮减退，留学法国叉成风潮。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战场上的参战诸国青壮男丁大多应征入伍，在战争中后期开始的堑壕战又成了不折不扣的“绞肉机”，一次大的战役下来，双方伤亡数万乃至数十万士兵成了寻常之事，这便使人力资源原本就匮乏的欧洲诸国如雪上加霜。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对德宣战，欧洲列强原本并不以为意。因为从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起，列强的潜意识中就形成中国军队战斗力太弱的印象，况且中国距离欧洲主战场又远，对战局起不了多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