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代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现在,学界对明代社会大体有一个共识,就是在明代中后期已经出现了社会转型,即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或工商业社会的转型。明代的社会问题就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这时的明朝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世纪末的颓废,一方面是新时代的蠢动。堕落颓废在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它们从来都是瓦解社会乃至瓦解政权的病灶,而且在“世纪末”,在转型时期危害尤甚。因为这时期政府的行政能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传统的社会控制力也大大削弱了,新社会、新思潮虽然已露端倪,但新生势力还不具有足够的力量,新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还没有建立。新的经济因素,新的社会思想只是作为摧垮旧制度的力量,以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崭新的姿态对旧制度发起冲击。
明朝的悲剧在于,颓废和堕落足以造成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新的力量促进了这种破坏,却不足以推进新时代的到来。新的经济因素、新的社会思想发展不足,还不能承担建设新社会的责任。这样,传统的社会矛盾还在唱主角,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进程。广大农民阶级的赤贫化,使他们完全失去了生存的能力,他们不能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去,只能走以抢夺财富谋生的老路,于是揭竿而起,把矛头指向官府,改朝换代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新的时代没能到来,中国社会又走上了改朝换代的轮回。
人们常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当我们回顾明代的社会问题时,可能会惊叹明代的社会问题与当代何其相似乃尔!确实,何其相似乃尔!但是,我们所列举的明代社会问题都确凿有据,决非戏言。而当代,大家每天生活其中,社会问题人人看得到、感受得到,无需列举,人所尽知,因此,也用不着用古史影射。问题在于,我们能从“殷鉴”中得到什么教训?《杜骗新书》是作者当作救世良方提供给社会的。叙言把这本书抬高到“昔周伯罹衰世而忧危,实系易卦彖辞之旨;若韩公子惑纵横而发愤,乃陈《说林》、《说难》之篇。皆不得已而后言,岂无所激而陈词”这样的高度,说它是为了救世济民,有指而发,称其与“孟子欲绝乡愿,其要惟在反经;欧公思辟佛氏,其用归于正本”的立意是一样的:“维世之苦心虽殊,立言之大纲则一。”因此,这部书可以“揭季世之伪芽,清其萌蘖;发奸人之胆魄,密为关防”,“使居家长者,执此以启儿孙,不落巨奸之股掌;即壮游少年,守此以防奸宄,岂入老棍之牢笼?”因此,“任他机变干般巧,不越篌囊一卷书”,只要拥有此书,就一切万事大吉了。然而,事情并不像作者设想的那样美满。不仅诈骗,明朝的各种社会问题也越演越烈。为什么?因为作者所着眼的仅仅是杜骗,是防范和补救,并非从根本上消除诈骗及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源之不清,流之不绝。最后,明朝只能与它的社会问题同归于灭。毋宁说,是这些社会问题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杜骗新书·叙》预言这部书“其俾世也甚大”,而未见俾世之效;但预言这部书“其流后也必远”,倒是说对了。4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可以见到这部书。不仅史学家把它作为研究明代历史的资料,而且一些出版社也把它拿来重印,用来警醒世人。的确,书中所列的一些骗局,现在还有骗子在使用。而媒体宣传防诈杜骗,其做法也与《杜骗新书》无异。现今的传播工具如此强大,其影响远非一本小书可比了,但所做似乎又与《杜骗新书》一样,并没有搔到社会司题的痒处。对骗术的设防,只限于技术层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骗子的技术和手段也在随时更新。一招破解之后,他们的骗术又花样翻新了。真正应该警醒的是,要努力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消除包括诈骗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滋生的土壤。在这方面,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许多高见。而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杜绝世纪末的颓废,节制泛滥的物欲,培植新的道德,催生进步精神,也许是历史可以给我们的警示和教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