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资料图）
抗战期间严刑反贪，处死多人
1942年，抗战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为整顿吏治，曾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从重、从严惩办贪官污吏。他不顾姻亲、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毅然判处孔的两个亲信一死刑，一五年徒刑，且不许缓刑，企图由此祛除贪污，修明政治。此后，蒋介石也曾多次、多方设法，甚至企图开展“肃清贪污运动”，借以解决弥漫于国民党官场的严重贪污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虽曾命令自己的儿子蒋纬国退回非法取得的“敌产”，却无力改变国民党官场的普遍现实。在他主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虽曾制订《当前组织纲领》，规定党员应登记财产，凡拒绝登记者不得成为国民党员，但从未付诸实行。贪腐现象日益发展、泛滥、强化，终于迫使人民对这一政权完全丧失信心和希望，蒋介石不得不败走台湾。
关于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因贪污150万元而被蒋介石下令枪毙的情况，笔者已另外著文论述。其实，抗战期间，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从严从重惩处贪污犯的案例尚有多起，仅以1942年为例：
1月，四川云阳南溪乡粮食征收员毕巨卿等大斗浮收、倒卖公谷案，主犯处死刑，其余处无期徒刑。
2月，万县粮食征收员雷仲纯征粮舞弊案，判处死刑，追缴赃款。
7月，长沙警备司令部特务组长孔松涛等6人贪污案，均予枪决。
8月，贵州师管区司令胡启儒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案，死刑。判决后，有重要军官二十余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改判无期，贷其一死。蒋介石批称：“此何等事，妄加干涉，置国家法纪于何地。其列名者，均记过一次示儆。”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委座之整饬法纪，毫不假借，作奸犯科者，应知所戒惧也。”（《何成浚战时日记》）
9月，成都航空站站长马祯祥代商人运货，有舞弊嫌疑，蒋介石命军法执行总监部讯究，何成浚因不能查得犯罪证据，以“行为不检”签请予以行政处分，蒋介石不准，再签请监禁一年，蒋介石批示，改为监禁十年。何成浚感叹道：“现一般公务员作奸犯科者，日益加多，委座采刑乱世用重典之主张，亦子产所谓‘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之至意焉也。寓宽仁于严峻，用心良苦矣。”（《何成浚战时日记》）
10月，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假借职权、营私舞弊案，蒋介石批交讯办，判秦无期徒刑，黄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亲批，一律枪决。
10月，运输统制局昆明检查站站长朱孝仪倒卖查扣鸦片及货物，潜逃被捕，处死。
军法执行总监部办公厅特检股股长俞浩兴假借职务便利，取得中国工业服务社顾问名义，月支顾问费300元；钟元昭夫妇受贿900元，均令处死。
以上各例，或见于《大公报》报道，或见于何成浚日记，应均属实。其中8、9、10月（桂林）三案，均经蒋介石批示，从重从严惩处。当年4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贪污案必须将其上官与保要连坐处分。”6月29日日记云：“所见所闻皆多被侮受凌、阴险谋叛与贪污腐劣之事……思之危岌，言之痛愤。”9月30日日记云：“与康兆铭（泽）谈澄清贪污计划。”这些日记与蒋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作为是一致的。但是，贪污、腐败是一种痼疾，蒋介石仅靠个人所知所见，靠严刑峻法，或仅靠军统、军法部门，何能阻止那日益泛滥成灾的贪污现象！
作为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浚理解蒋介石的用意，但是，他也担心贪官太多，办不胜办。12月22日，何成浚日记云：“现在高级官吏贪污舞弊者颇多，委座主严惩，实具有万不得已之苦衷。盖不如此，彼辈将毫无所顾忌也。但吞舟之鱼，仍不但漏网，而且不知有网。林世良之骨未寒，继承其遗志者，或已另有一巧妙作法，将林世良未到手之赃款，如数收取朋分矣。此等事委座安得一一尽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