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流民问题还属于农业社会的基本问题,而在城市发生的诸多问题,则带有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
农业生产的繁荣,为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促使自然经济发生解体,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一些农民抛弃土地,除少数在当地游荡,大都拥入城市追求新的生活;那些仅凭耕种土地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也拥入了城市。城市从来都是游惰的聚居地。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汇聚于城市的无业者越来越多,他们既为城市手工业商业服务业提供了劳动力,也导致了城市社会关系的紧张,成了滋生社会问题的土壤。明初,松江、苏州二府的逸夫、逸民寄食公门,在衙门讨生活,或者阿附役吏、皂隶,夤缘害民,或在市闾乡间游逛,为非乱法,为害一方。到明中后期,这类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在各城镇泛滥成灾。他们或称喇虎,或称光棍、把棍。他们或者比勇斗狠,在街市打架斗殴,行凶杀人,横行市肆,强取货物;或者作奸弄巧,在乡间充当揽头,兜揽钱粮,上下其手,搀杂糠土,牟取暴利;也有的买通官府,包打官司,拨弄是非,从中渔利;或控制交通要道,私设关津,打抢货物;或者浪迹妓院娼门,经营不良产业,寻欢作乐,害民取利。这些人有时被冠以打手、青手、力士等名号,他们各结团伙,分别号令,划定地盘,相互火并争夺,专行打抢诈骗,扰乱社会。
助长这种社会乱象,或者说与这种社会风气相并而生的,是社会价值观、社会风气的巨大的变化。这一部分是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聚而造成的。追求金钱已不再受到鄙视,而成为天经地义,抛弃道德不再受到谴责,甚或成为追求享乐的必然。郑世子朱载堉编的《醒世词》中道:“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钱能通神,有钱光荣,社会道德崩溃,普遍缺乏诚信,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不择手段。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坑蒙拐骗防不胜防。造假成风,假药、假酒、假字画、假古董、假书充斥市场。明代晚期,各种社会问题比比皆是,可以说社会已经无处不坏、无处不烂、病人膏盲了。人们对各种问题也已熟视如常,见怪不怪了。
《杜骗新书》所反映的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侧面,当时的社会问题岂止诈骗一端,许多问题都很严重,比如娼妓问题。
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曾下令禁止官员嫖妓。尽管对违纪者打击十分严厉,但各级官员还是往往不顾禁令,宿妓眠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政府管理的失控,社会纽带松弛,特别是伴随心学兴起而到来的思想解放,使传统道德受到挑战。追求自由,张扬人性,成为时尚,奢侈纵欲不再受到节制。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是娼妓存在的根本原因。万历时《五杂俎》记载:“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干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如此,亦可怜矣!”而世纪末的颓废和人性解放的萌动,更使妓女阶层和娼妓行业疯狂发展。在整个社会追逐享乐的风气之下,士大夫阶层也流行着以风流为潇洒的风气。一些才子狂生,或鄙视功名,或科场失意,争逐歌舞,特立独行,以示叛逆愤世。风流场中也因此出现了一些地位特殊的妓女人群。她们不仅容姿出众而且才艺过人,终日与士大夫优游过从,书画传情,诗酒唱和,因而名满天下。这在明代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世纪末的颓废纵欲和个性解放潮流互动的典型表现。
又如赌博问题。赌博在明代社会各阶层都十分流行。从皇帝、贵族、士大夫到丐帮,无不有嗜赌者。在民间,赌博已经失去雅兴与娱乐的意义。追逐金钱,不劳而获,坑蒙拐骗,及时行乐的社会风气助长了赌风的焰气。《崇明县志·风俗》记载,当地“村市无赖,倚庇土豪、保甲,公然聚赌。商贾农夫,辍业以嬗,而士绅且或溺焉”。赌博被时人称为“荡败之媒,强盗之胚胎”,对民风、人伦、民生和社会安定都构成了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