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中山的“国父”称号，学者钱文军在《辛亥百年祭》一文中则说得更加刻薄，但并非没有丝毫道理：“如辛亥百年，如果继续恭维孙中山，就不仅是继续历史流传之扭曲，也证明现在之浅薄，无助于进步，有利于腐败与僵化。比如前不久再次热闹起来孙氏已于1904年3月加入美国国籍问题，他欺蒙世人达21年之久，至死未谕。此事国外早有披露，如美国学者史扶邻1970年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十年后出汉译本，却无动静。直至前几年始引人注目，诡辩之声仍迭起，可见这个民族意识何等昏聩。把‘驱除鞑虏’推翻满族王朝奉为正义，却拥戴美国公民作为‘建立民国’之首任总统乃至‘国父’，这在任何民族国家都是极其荒诞的，说‘国耻’丝毫不过分。若至今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就更不可理喻了！”
而宋教仁之所以地位不高，生前是因为他的年轻；死后（也含生前）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为所有搞专政独裁者（或想搞专政独裁者）所不容。
如，在宋教仁死去十年后，孙中山派系的人马（粤系）仍对原华兴会的宋教仁、黄兴等人（湘系）耿耿于怀。如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说中，依然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所制；而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戴季陶，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戴季陶的这番话实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宋教仁想通过议会的形式夺回政权；并通过议会的形式对掌权者进行监督，用现在的观点，前者为告别激进主义，后者为还权于民。而还权于民，才是真正的共和；而被戴斥责为“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正是刚刚组建的国民党人。
宋教仁的被刺，使激进主义思潮立刻甚嚣尘上，而有枪就是草头王也就成为一切军阀信奉的真理。在这样的真理指导下，为了一个仅仅名义上的民国共和政府，中国以后的历史就是军阀混战、国共对峙，中间加上八年抗日，血流成河，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若宋教仁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假共和的现象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百年而改变。中国几千年的政体，归根结底是一个官僚集团统治的政体，皇帝一直是这个集团的最高首领。何谓皇帝？我认为一是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二是无人敢对他监督的官员。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功，仅仅是废弃了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因为直到现在，这种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的官员比比皆是，地方上就出现了若干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一定级别的官员是越来越不差钱，普通劳动者（含基层公务员和廉洁自律的公务员）则是越来越生活艰难。如果按照宋教仁的思路，又哪里能生产出的这么多的“皇帝”来和出现这么多的腐败现象？
或许正由于此，宋教仁也就不被所有搞专制独裁的当局者所喜欢，他的历史地位也就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所以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现在能够容忍对宋教仁作出公正的评价，
则说明了社会在进步、国家在进步。
只是期盼进步的步伐能够大一点、快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