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总统的命令，由内阁起草，内阁成员副署。内阁成员的任命，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通过。正式国会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负实际责任。结果，总统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相比之下，内阁总理的权力有所增加。内阁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经过国会通过。
对此，袁世凯曾经这样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为，恰恰正是袁世凯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讳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3月《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毫不含糊地说：实行责任内阁是为了“使总统处于无责任的地位”。这句话，在民主国家算不了什么，可在对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听来，简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般的大逆不道，“乱臣贼子”自然应该“诛之”。
再看孙中山对由国民党组阁、宋教仁即将担任内阁总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据记载，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却对此十分冷淡，他没有就组阁问题发表意见，甚至有意与宋教仁避而不见。
而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态度，则是他虽然为了维护大局而拥护孙中山，但查阅宋教仁日记，其文中可以找不到一句颂扬甚至支持孙中山的只字片语，相反，批评、不屑的评论倒是能找到几条。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再如，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演说时，宋谈到了黄兴、谭人凤、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及自己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而对于名声在外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却只字未提。次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更是对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予以商善意的嘲讽：“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宋教仁被刺杀后，袁世凯颇为伤感。下属问：大总统，国民党少了宋纯初，不是除一心腹大患吗，何故忧之？袁大怒：你个没脑子的东西，那群党棍，只有纯初是个讲道理的明白人，其他不是玩爆炸就是搞暗杀的亡命徒，以后这日子怎么安身啊？！几日后宋案告破，各地媒体直指袁是主谋。到底怎么样，谁知道呢！
因而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也就“顺理成章”，遭孙中山派系的人谋杀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论是被袁所杀，还是被孙所杀，宋教仁都是为中国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是民主的化身。
四、宋教仁应该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功臣
宋教仁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但他对中国的实际贡献，按照我的观点应该超过孙中山。孙中山仅仅是凭他的反清资历和黄兴的厚道与宋教仁的识大体才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在同盟会期间，曾发生过两次“倒孙拥黄”事件，是黄兴的厚道和宋教仁的给各方做工作，才使同盟会没有分裂，也才使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得以保持），论人品，他不如宋教仁（可参看我写的另外一篇文章《何时再有宋教仁》）；论学问，他不如宋教仁；论谋略，他亦不如宋教仁；论远见，他更不如宋教仁。宋教仁应该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功臣，这在辛亥首义后发挥出来的作用更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宋教仁不死，中国的历史将要改写，宋教仁必将越过孙中山。
而孙中山之所以被后人冠以“国父”之称，是因为孙中山开创了党国体制，是朋党利益才使他获得领袖地位，而他的后人们，则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于是，才有了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从那以后，孙中山才得以爬上神坛。
